卫希颜扑哧一笑，所谓近墨者黑，她这位华美高贵的公主妹妹已被李师师给熏染得越来越贫嘴了。她笑道：“汶儿和名大哥的好事也当近了。”
“姐姐急着嫁我出去么？”
卫希颜笑道：“我自是不急，怕是有人等急了！”
希汶沉吟不语，名清方确实已等她很久很久，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可等？她含笑抬眸，美目溢动着华彩，“姐姐！”
卫希颜明了她心意，微笑拍拍她手，“过几天，选个吉日定下来吧？”
“嗯！”希汶低笑，轻点螓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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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名可秀从广州回到临安。
她南下十余日，主要是巡察明州、泉州、广州等地的外贸商事。东南五大商会——泰昌、永隆、安和、宏远、怡兴，均有名花流势力渗入，这五大商会几乎掌控了东南的整个盐、粮、海运经济，其中泰昌商会由名花流直接掌控，也是东南最大的海商。
名可秀此行主要是召集海商会议，实施规模宏大的海外贸易计划。在江湖中，她是威名卓著的名花流宗主，但在商贸行业，她更为商人们所知的是杭州商会（后易名为京都商会）的会长和东南商会的会长。
她此行选的恰是时机。南廷刚刚颁布《船坞条法》，鼓励私商造船，又对神宗时的《广州市舶条法》进行修订，颁布新的《海事市舶条法》，鼓励海外贸易，扩大私商的行商权利，后举对海商刺激尤重。
因当年《广州市舶条法》中规定：朝廷对海外货物实行“抽解”（征税）和“博买”（征购）政策。其中抽解是海商以舶来商品的十之一、二冲抵税金，博买则是官府以低价收购大部分舶来品，由官府把持榷运交易，低买高卖获取厚利，只余少部分舶来品允许海商自行贩易。
此规定无疑有二个弊端：一是限制了海商的私营利益，不利于海外贸易的扩大；二是由官府掌控买卖，难免出现贪腐现象。名可秀把持东南海商商会已久，深知其弊，经由政事堂出台新的市舶条法便是为了革除弊端、扩大海外贸易，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因此，名可秀八月的东南之行，表面为海商召会，实则为朝廷税赋而去。
南廷在新立后，政事堂曾下令户部统计财政收入。
赵佶当政期间，年财政收入达到八、九千万贯，堪称历代最富，但因冗官冗兵的薪俸支出，以及对辽、夏、金的巨额岁币支付，加上官吏贪污横行，以致收入虽丰却国库拮据。
南廷新立后，因无岁币支出，几近解负一半，又无庞大禁军，军饷支出又减少一大半（南方多为厢军，俸禄低于禁军），总体财政状况尚好。
但无论是卫希颜的强军计划，还是名可秀的富国政略，都离不开庞大的银钱支持。因此，增加财政收入便成了摆在名可秀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一般而言，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四方面：一是农业两税；二是食盐、茶叶和酒的专卖所得；三是商税；四是苛捐杂税收入，例如宣和年间朝廷为联金攻辽的军费筹集设了“经制钱”，当年军税收入达一千万贯。
这四项税收中，农业税不可轻加，否则易乱民心；盐茶酒的专卖已达到五千万贯，也难有大的拓收；蔡京、王黼当政时立的苛捐杂税早引起民怨，南廷建立后，政事堂便陆续敕令废除了若干杂税和“经制钱”。这三项均不可加，唯一能开源的便是商税，尤其海外贸易前景更广。
在制订『一五国策』时，卫希颜对名可秀经略海事的想法极为赞同。当然，她脑子中转念更多的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扩展，发展海外殖民，建立东海、南海、印度洋，甚至更远海域的制海权，在荷兰、英国尚未冒头的几百年前，便确立大宋帝国的海洋霸主地位。
卫希颜不擅经济，但她脑子中积累了后世千年的经验，在海外贸易的拓展上有着更广阔的思维，遂搬出来供爱人参详。
名可秀执掌杭州商会和东南商会多年，名花流旗下的产业涉及盐、粮、茶、漕、海运、丝绸、瓷器、造船等二十多个行业，直属帮众二万余，间接关联人员更是达数十万之众，如此庞大的机构，却在她的运筹下精密运行，蒸蒸日上，其智谋手段非常人可比，在经济方面的才略自是远胜过卫希颜。
因此卫希颜只需一个提醒，名可秀便能举一反三，并结合当下实际状况思出可行措施，她的智囊团中更不乏商事奇才，抛出个大致思路自有人为她完善。不出数日，发展海事的市舶条法便呈上她的案头，由政事堂提交赵构，平章审议后颁布实施。
新的《海事市舶条法》扩大了海商私营的权利，官府只购买海货的十之二三，大部分海货均允许海商私榷交易。新条例颁布后，东南海商一片欢欣鼓舞，条例颁布当日，仅泉州一城便新增了五百商人向市舶司购买出海公凭，加入到海商行列。
名可秀值此时机，召开东南海商的联盟会议，并持有官方特批的优惠敕令，在海商会上自是一呼百应，针对商会的海外拓展计划得以顺利通过。联盟会议积聚了东南最有实力的几大海商，其意义自非中小海商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