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落第的举子中也有才华出众之人。
这些未中进士的儒生多数会回原籍重新攻读，以备下届科考，但也有些举子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提前谋出路，一些有才干的便会寻个东主，或教书或为幕僚，签上两三年契约，等赚足生活费和路费后来年再考。
落第举子中能被豪商雇请做幕友的，自然有些才干，若论才学名望自然比不上名满天下的龟山、豫章二先生，但与官吏们打交道练出的口上笔下手段却是杨、罗两位大儒难及。
他二人驳斥制举之弊的文章足有上万字，难保每字每句都周密严谨，即使严谨也能被这帮文牍老手“寻章摘句”地揪出些可生歧义的地方，抓住后便予以锋利回驳。
第一篇回击的文章很快从广州快递到《西湖时报》。那一日，京城的暴雨似乎在轰隆几声响后下得更猛，如一颗霹雳弹投入，炸翻了酒楼瓦肆一干人等。
文中以孔子的弟子“子贡”为例，道：“昔日孔圣未曾轻商，今有自谓儒学正宗者，却视商人为贱鄙，岂敢言孔门正宗乎？”
这位被拉出来作商人表率的子贡兄，那可是儒生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这位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名端木赐，擅长经商，孔子曾赞他“货殖屡中”；让商人与有荣焉的是，这位堪称经商奇才的子贡也极擅政事，曾经出任鲁、卫二国之相，孔子赞他为“瑚琏之器”。这瑚琏是殷商时期摆于宗庙的贵重祭器，常喻有立朝执政之才的人，孔子以此誉子贡，可见这端木赐的能耐。商人们自然要拿他来说事。
商籍考生看之称快。那一日，这些聚在临安茶坊酒肆的考生们连说话声都提了一个嗓门，中气十足。
其后，又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连续不断的回驳文章从临安、泉州、明州、扬州等海商密集的城市发出，竞相刊登于各大报纸，与杨时、罗从彦的观点针锋相对。
随后，内陆的豪商们也先后行动，又以蜀商的反应为烈。仁宗朝时就有授任成都府的官员奏报朝廷说：“蜀商多骄悍！”
蜀商发《巴蜀时论》上的回驳尖刻，《西湖时报》专门转了几篇，其中一篇道：“商人言利尚在明处，儒生言必称仁义，可知有多少蝇营狗苟在暗处？”
又有从东京迁到杭州的巨商翻出靖康祸难后的丑事，由幕友捉刀发在《西湖时报》上，“儒生皆道商人重利轻义，然国家颠覆之时，士大夫不闻死节，前有降虏为帝的张邦昌，后有朝官王及之私取宫器贩市、余大均诱取宫嫔为妾——如此士夫，重利乎？重义乎？”
孙俊明指使府中幕友毫不客气写道：“儒者未必尽义，商者未必皆利！”
类似这般精辟又尖刻的驳论难以枚举，众商家子弟读来不由大呼痛快，一扫几日前的惶惶颓丧，谈笑间扬眉吐气。
……
***
儒家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何曾遭受过这般针对儒者的攻击，更何况是来自于儒生们向来鄙薄的商人阶层？这般有组织、有规模的反击，不仅儒子考生们看呆了，就连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懵了一阵。
杨时等人愤怒了，历朝文人间虽有论战争斗，但辩来辩去争的都是儒学正统，脱不了一个“儒”字，今时却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驳斥，岂得罢手？
于是，这场看不见刀锋的儒商之战，迅速扩散蔓延开去，并形成以京城为核心，分两浙、湖湘、巴蜀、东南四大战区的“报端论战”，彼此间又相互声援影响，结成一片熊熊之势，几让人怀疑这暮春时节已入盛夏。
在名可秀有心引导下，这场论战渐渐从商人应诏的争论演变到 “义利之争”。从《西湖时报》到《湖湘时报》，从《广南时事》到《巴蜀时论》……文人的笔椽舌战充斥在报端，又喧议于肆坊，一时闹得轰轰烈烈。
等儒学大家们醒过味来，意识到偏离了批驳主题时，南廷制举已正式开考。
那是三月二十九日。
贡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