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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入夏七月的天，一声炸雷，石破天惊般的在高空轰响。紧接着，又是几声炸雷，如在耳边劈响般嚇人。正盼着炎夏天降雨的人们也不由被这轰雷惊得心弦颤了两抖，还没缓过神来，几滴铜钱般的雨点便落了下来。不一会儿，就成了倾盆大雨。轰雷阵阵，惊电长闪。
西川吏治风暴就在卫希颜“啪”声铿然盖上官印后，伴着雷鸣电闪呼啸了出去。一辆辆马车在一队队府兵的护送下，出了府城四门，驰向各州县。
马车中坐着赴任的法司官，也坐着待审的犯官。正月的公审后，路级四司衙门和成都府衙被清治，紧接着，十二州五十八县的州县主官就被“请”到府城“述职”——转运使、安抚使、提刑使、等的供状足以拉下西川的一大片官员，清算下来，也唯得两个中县和七个下县的县令身家清白，州官中竟没一个拎得清的。于是，“述职后”涉案的州县主官即被拘入了原安抚司的临时大牢，等法司官和治平推事推举出来后，即押回原地堂审。
州县堂审前，衙门先贴出了放告牌，立时便惊动了几乎全城的百姓。
之前，治平推事的选举就已在这些州县搅起了一阵风，城里乡里的百姓都带着懵懂投了票，只当耍场热闹看回稀奇，没几个小门小户的百姓将这劳什子选举当成回事。孰料竟真的开审了！审的还是县令（太守）！
不识字的百姓听衙役念放告，说甚么法司官升堂，但县官有罪没罪不是法官判，而是由之前选出来的治平推事判决。一些投过票的百姓初时面色惊中带喜，听到后来，脸色便难看了，回头就悔得捶胸顿足。“龟儿子跟狗官是一窝，定罪个屁……”
看了放告牌的城里人回头又告诉没看过的亲戚好友邻居，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等放告牌下到乡里时，十里八乡的村民也都已听闻了风声，很快乡里百姓也都知了个遍。很多违心选举的村民都暗地里悔骂，却又说“这堂审怕也作不得真，还不是官官相护，有钱人帮着有钱人……”
不论士庶百姓信或是不信，对县令（太守）的堂审轰动了城里乡下，比之前的推事选举来得更轰动。城里人谈论，乡下人关心，没有个不动心的。
到了堂审那天，城里士庶几乎倾城出动，造成万人空巷；乡里也有许多胆子大的百姓走了远路赶到城里，要看看这稀罕事作不作得真。
时值七月流火天，晴空万里，不见一丝云彩，头顶灼日晒得地上焦烫滚烫。几千百姓站在衙门公堂外的红杈子后，挤过来涌过去，被推搡的、踩到脚的扯嗓子吆骂，又热又挤，内衫很快被汗水湿透，却没有人愿意离开。有人不甘心放过这十年难得一见的稀罕，更多的百姓心里愤郁不平，暗中祈祷着老天开眼，今天收了那狗官。
便听“咚咚咚”三声鼓响后开堂。公堂上威严的法司大官展卷诵念，百姓闹懂了有个规则叫“回避”。“……兹×推事与嫌犯有涉案关联，按‘推事回避’规制不参预本次堂审，另选推事××出审……”很多揪着眉的城里乡下百姓不由长吐了口气，这个回避回得好！
然而，这个回避规则也并非万无一失，总有几只漏网的鱼儿钻了出去，然也无伤大局。事实上，堂审的过程在多数州县并不复杂——这些主犯在府城押入大牢之前就已签押了罪状，押回原地审判只是走个过场。按卫希颜的话来讲，就是给雏鸟的法司官和新出炉的治平推事拿来练手、练胆的；同时，也用这样的公审形式在士庶百姓中刮起阵风——走这个过场是必要的。
卫希颜给名可秀写道：“……这些从州学选拔.出来的官府法司官和从民间选出来的地富士绅推事相比起来，推事们阅历丰富更狡智，而嫩鸟的法司官却代表着官府的威压，这样的审判团组合，达成了某种力量平衡。一方面，治平推事尚未练出胆子无视法司官的判决倾向；另一方面，法司官的青涩也让他们还没有官员的那种高高在上。这种局面，避免了独裁的出现，对新生的推事陪审制显然是有利的。
“当然，法司官的‘官威’会随着做官的时日而渐长，然而，民间的推事也会在陪审中锻炼出挑战官威的胆量，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渴望’。况且，他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后面还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中层力量在支持。一旦他们对官威有了抵御力，可以想见，治平推事将在审判中越来越体现出他们真正的力量。”
写到这里，她十分愉快地落笔，“另外，由于审判的回避制度，一些和嫌犯有亲属关系或牵连的治平推事不能参审，这造成一批备选推事的出现；一些县因牵连的地富实在太多，造成备选推事出现了一些‘中富庶民’……相对于那些富裕的大地主大商家来讲，他们是中等的有钱人，我将之定义为‘中产阶级’……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富裕的城市，诸如成都、绵州、杭都、江宁、苏扬、广州……有很多……这是一股被士大夫忽视却不应被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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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雷声轰轰不止，到月底时，西川路的“公审风暴”从官员阶层刮到了胥吏群体。
卫希颜对胥吏群体的治罪提出了一个宽贷政策：凡具出本职司可用的办事规程、贪腐舞弊的要点，并提出防范措施的，量刑时可酌情减一等半等。这个政策已有先例，最初是用在徽州的胥吏断刑上，之后又适用于两淮路。
这个法外施恩的政策是由名可秀定出，恰是针对地方处政的胥吏欺官之弊。
大宋州县的具体政务通常把持在吏员手中，这同公文制度有关。州县与上级的往来，上级对州县的监督，主要通过公文进行，而公文的拟制和收发处理都在吏员。并且，处政不可离的钱粮档案，也为吏员把持。例如，有些州县的官方钱粮册仅仅登记了户名，根本不能作为征收的依据，而实际征收税赋所需的户贯情况，是记录在吏员的秘册中，这种秘册不属于公文，连州县长官都看不到。以致地方处政时，常常吏大欺官。
为何会如此？因按大宋体制，官员必须易地任职，人生地不熟，加上朝廷取官历来重文采、不习民事，所以政务必须依赖于吏。又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吏员祖辈居于本土，熟悉当地情形，且耳目灵通，关系熟络，又老于世故，州县长官想不依靠都不行。一方面，要信赖吏员的经验处政，同时，却又要防范吏员的贪赃舞弊。
但吏员贪赃之花样百出，非精明者能体察。如借报销索贿、借司法勒索当事人、征税中掉包、税票重号（编号重复，重复的号码就可私吞）、大头小票（存根票据和发出票据数字不一）、催比中的贿赂……并且，奸吏为了贪赃方便，往往形成一个运作网，牢不可破。以县衙为例，操持公文的书吏不仅包办行政事项，通常还与县城的各粮行、保歇（保人兼客货栈主）勾结，用他们作中介，甚至让自己的父兄家人当保歇开店铺——所有要到衙门打官司、交赋税、办理事务的百姓，一般都要通过这些保歇。通过他们的就一路通行，不通过他们的就处处刁难。
这样的贪赃运作，必得地方长官洞若烛火，方能控制得住，但徒具文采却不习民事的长官又有几个能驾驭？清廉的官员唯得独善其身，却无力整治这样的地方腐吏之害；而更多的官员本身就不正，这下一拍即合，官吏齐齐腐败，这地方衙门焉有不黑的？
名可秀道：“大宋官场的腐败，一是官员的腐败，二是胥吏的腐败；澄清吏治，首要 “清”官，重点“清”吏，缺一则功败矣！”她定出的“法外施恩”正是针对腐吏之弊，在紧绷的法网中留出一条缝，逼出这些把持在吏员手中的“秘诀”“秘册”之类。如此，之后新上任的地方长官将通过这些规程尽快掌握衙门处政关要，暸解奸吏贪赃的手段，防范“吏大欺官”。
卫希颜在临时的制置使公署传见布政司的三位主官，道：“经公审团这番吏治整饬，多数州县的官员必将清之一空，我看了你们递上来的从府学、州学、民间张榜招募选拔的新官名单，我和北廷雷相君均无异议。然有一点，诸君需得谨记：选官不仅要重德，也要重视民政能力——不习民事者，必为奸吏所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