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根据日常和孔子的问答编著而成，原话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但行文言辞简约，后人解读时不知当时的对话背景，很难准确理解当时之意，异解遂滋；加之行文没有句读（doù），后人断句不同，也会生歧解。因此读《论语》必兼读注。
自汉以来，历代儒者对《论语》注释不绝，汉代经学家何晏所著的《论语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至本朝邢氏注疏奉诏颁行，方取代何氏集解的地位。
至熙丰年间，王安石设经义局，对儒经重新训释，修撰《三经新义》颁为官刻注疏，王安石长子王雱又著《论语解》，因王安石执政的影响力，科考学子们也读王《解》，对其重视渐超过邢《注》。
及后，王雱英年早逝，随着王安石罢相，王《解》地位便一落千丈，邢氏注疏重得学子青睐，成为科考《论语》的唯一解经，至建炎朝也未更易。
名可秀批读的正是邢氏注疏，她淡笑摇头，指端弹了下书皮，“不是修订。”语意未尽，却看着卫希颜只笑不语，眸子在琉璃灯下明亮有神。
卫希颜一怔，信手拿过那书翻了几页，只看圈删批注，须臾，抬眸，“你想另作解经？”不是修订，是完全的取代。
她眼眸光芒闪动，记起建炎二年的制举变革风波——
朝廷制举广开商科，儒林掀起义利之辩，和商贾在报端的论战愈演愈烈，京城、江南、福建，甚至远在巴蜀的商儒都掺和进来，口水仗打得如火如荼；继而，参加礼部试的儒商两派贡士在贡院斗殴案，集体下狱临安府，使闻者瞠目，朝野哗然；就在千百双眼睛盯着大理寺开审时，《西湖时报》发表了一位“枫山居士”的文章，这篇题为《原儒》的文章一现身，就如同在沸油里浇下滚水，“轰”地炸开了。
儒林各派群起而攻之，非难诘责之声不断，人人口诛笔伐，恨不得揪出这位“枫山居士”当面问责……奈何此人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每月只在《西湖时报》上发表一文，逐条辩驳非难者的论点，面对群儒围攻，不急不惧，以一种悠缓自如的方式回应着，这种仿佛居高临下的徐徐姿态更让人抓狂。
由是，投向《西湖时报》的批驳之文越来越多，动辄千言，版载不下，《西湖时报》遂另立专案，办学术报，起名《国学论刊》，每月只出一期，广发各路。
新出的《国学论刊》采用大开张的书籍版式，可容文章量大，且是学术专刊，出刊期由日而月，延缓了论战节奏，却拉长了时日，使这场儒学义理论战从建炎二年到建炎四年仍在持续，而学术驳论的局面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从百家笔伐枫山居士的围攻战变成互相批驳的大乱斗——文无第一，各家都说自已是正宗，传承了儒家道统，然则究竟谁是正宗？谁是原儒道统？混战遂起。
到得后来，学派间的论战笔伐便如朝堂廷辩般，最终必是上升到人身攻击，互揭老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不少名士和文官先后被牵扯进各种私德事件，御史闻风弹劾，因之遭贬被罢的官员这两年累下来已达十余人，都是因私德事件查究出贪贿渎职等案而丢了仕途。
而掀起这场儒战风波的始作俑者正是眼前雍容含笑的女子。
从最初的那篇《原儒》起，卫希颜就洞彻名可秀对儒家学说已形成自已的思想体系，而名氏思想也必将随着她的步步筹谋从幕后走向前台，去影响冲击现有的儒家派系——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但她毫不怀疑名可秀的决心和毅力。
希颜果然知她。
名可秀眼眸闪耀，轻笑一声，当是回应了她的话，转而问道：“译书馆你打算设在礼部？”
朝廷译经的职司原属鸿胪寺下的传法院，建炎立朝后力行部署撤冗，将鸿胪寺归入礼部，译书馆若设立，按职司所属应归礼部。
卫希颜却摇头，“若将译书馆设在礼部，便在文教司之下，职序太低。”
“哦？你想另立有司？”
卫希颜笑得一声，“你当我没分寸么，这另立一司哪是轻省的事，李伯纪还不吃了我？”
“嗯，不错，脑子还算明白。”名可秀调笑她。
卫希颜白她一眼，说道：“我想设在秘书省，和史馆同列，与文教司相比，要官员定额应该相对方便些。
“再者，秘书省和学士院同为清贵之地，却没有学士院备咨问的涉政之权，只掌治史著作校勘之事，向来是京朝官署中的清修之所，将译书馆放在这里，正合宜了‘两耳不闻朝堂事，一心只译馆中书’——学者嘛，就是要专心治学，政治思想家和思想政治家都是要不得的。”
名可秀脸上毫无诧色，仿佛对她这想法早就了然在心，听到最后一句时方悦声笑出，问她何以谓之？
卫希颜端脸作出学究状，“譬如王安石者，处朝堂之上行变法之事，执政推行其学术思想，此谓之政治思想家也；而如程颢程颐者，居江湖之远开门授学，冀图通过学术思想来影响朝廷政略，此即谓之思想政治家也。”
名可秀哈哈笑仰，扬书在她额头轻敲一记，“你呀，学问不见长，胡言以谓的本事倒是有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