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了想，笑说：“以师师的慧眼功力，多参加几次官眷邀会，就能挖出一批隐在内宅不为人知的才女来。”
何栖云瞠然，“你，你……当真是搜罗刮尽，谁都不放过？”
“那是当然！就好比立了山寨，就是要扯起虎皮当大旗，不然，哪能成风头？”
何栖云唯有无言。
卫希颜又道：“时下京中，被官宦贵门聘请的女夫子中，有声名才学的不出那几人，等有了女子书院，都给挖过来，不信她们不心动，比起在私宅教寥寥几个小娘子岂不更强？到时候，看那些高官贵门到哪去寻有才名的女夫子，非逼他们送女上朱雀书院不可，嘿嘿！”
何栖云眉毛挑挑，“釜底抽薪？——亦就是你，想出这等挖人壁角的损招。”
卫希颜毫不在意，“不论损招妙招，管用就成！只要招收了一期学生，就能在京中门户形成“送学朱雀，成就贤女”的观念……没准过个十七八年，京城流行的就是‘朱雀女子，君子好逑’了，嚯嚯！”
卫希颜所说的并非想当然，若放在明清之朝，她未必有这把握，就算女子书院建成，也不定有人家肯送女儿来上学，盖因“女子无才就是德”。
但宋代不一样。
没有哪个朝代比宋朝更重视文人，宋太祖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后几任皇帝在位期间都下诏倡读书应举，最有影响的就是宋真宗那首《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皇帝这诗充分道出了一朝金榜题名后，出人头地显贵人前，良田高屋华车美妻，通通都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成了流于书生之口的名句，煽动激起读书人奔科考求功名的空前热情，比起任何一个科举朝代都甚。
这一来，男人一心读书以应科考，已做了官的在外仕宦，都难以经管家计，为顺应家中需要，一家主妇便渐渐成为家里事务的掌持人，便如宋人说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何谓“主内、主外”？——仕宦官员的“主外”就是官场，除了官事，其他事都属于妻子应操心的“内”。
基于此，官宦之家娶妇要求女子懂算学，会管账，能料理家里田庄或生意铺子，能教育子女向学向德，维持家族内部的秩序，即“纲纪门户”。是以司马光道：“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正因此，本朝士大夫传颂的娶妇标准是：“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
即是说：丈夫又蠢又懦弱的，妻子要理田营铺，不让人所欺；丈夫是败家子的，要和儿子同理家务，不要使家产破败了；丈夫死了儿子还幼小的，要有才学教育儿子，还要料家理事，兴隆家业。
这就是大宋士大夫心目中的“女德”，即娶妇当娶贤的“贤”。
按卫希颜的话讲，就是家庭主妇加职场“白骨精”再加幼教好老师，要求岂止是高，是太高！
如果这时有儒生冒出来提前抢了朱元璋的话，说“女子无才就是德”，必是被士大夫唾弃为“乡野鄙夫之见，愚夫方娶愚妇”，这儒生的仕途怕也是黯淡了——谁愿提携个目光短浅之徒？
这就是大宋的世情，本朝女子要想寻个好夫家，不习经，不通算术，不晓家计营生的，定然求不进官宦门第，除非是嫁予已被放弃培养的庶子。
撇开官宦贵家不讲，便是商富田富之家娶妇的，也会期望嫡媳具备时下的女德标准，生养出的后代才有望血统更好——生男能读书应科考，生女能嫁高门官户。
因此整个有权有钱阶层流行的娶妇标准，都是遵守士大夫称颂的“女德”，这自然就形成了对闺阁娘子的教育标准。
何栖云已可想见，若朱雀书院建成，既有成名女夫子执教，又有品行方正的女夫子纠正女风，还有女山卫护持内外安全——避了青年男子混入惹是非，这样的书院如何不受贵家富室欢迎？
卫希颜忽然神秘一笑，问：“栖云，你可知，朱雀书院的山长是何人？”
作者有话要说：是何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