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藻半眯着眼，想起早前朝殿上争议的一幕。
卫希颜奏议赠书，道：“……大宋既为天朝文明上国，当使这些邻国番邦知礼仪，懂廉耻，温文尔雅，此为大宋教化之任。”
反对的朝臣道：“儒家经集是治国精要，怎能为倭夷所学？”
事实上，宋朝的君臣一直在办一件蠢事——当年辽国和高丽的使臣都求取经著书籍，被宋廷谨慎拒绝，然而却任由《武经总要》这样的军事器械专著流入辽国，因为这是“末技”。
直到名可秀和卫希颜掌持南廷，才改变了朝廷忽视“末技”外流的思想，凡是军工技术、造船和航海技术、冶铁冶钢技术等都被列为国家之秘，不得外传，相关著作也把控得很严格，兵法书籍倒是在书坊能看到，卫希颜对此倒不禁止，所谓防敌不如强己，除了涉及国防的技术外，其他的都要禁那就是因噎废食了，不利于民间的汲取创造。
总之，卫希颜是要用圣贤经著去影响邻邦。
为什么汉人谦和讲礼仪，而胡人却野蛮好斗？这跟生存环境当然有关，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原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是要教养出温文尔雅的君子，而君子“动口不动手”。
问题是，周围的邻居很爱动手，只有宋人读经书讲礼仪，那就只有被打脸的份。
所以，既要拿经书，也要拿板砖，遇上好斗的，先用板砖敲老实了，再上诗书谈礼仪，培养谦谦儒雅的君子，即使本性是狼，也要磨掉他们的狼性。
日本使臣回国后，对天皇朝廷大大渲染天朝见闻，天朝的京师是多么的繁荣，人烟密集，百舸争流，酒楼茶肆店铺林立，士大夫的生活是多么雅致，他们都通读圣贤经书，吟诗作词，品茶斗茶，绘画书字，围棋投壶……
又特别说明，在天朝上国做官，只有通晓经书并会诗词的士大夫才能做到高官，他们在天朝最受尊敬，他们的生活最雅致，引领了上国风尚。
这个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追求的就是“雅致”，上国士大夫的雅致如同当年的大唐风尚一般，成为风靡了平安京，并影响到各个属国。
在平安京内刮起了一股“学经”风，涂着白脸出席宴会的公卿贵族们，左手《论语》，右手折扇，宴会上不讲几句“之乎者也”那就是落后风尚，不雅致了。
就在公卿贵族们高声吟诵《论语》《中庸》时，民间交流也在积极发展着。
宋日贸易高扬后，就有很多日本国的商人搭乘宋船前往大宋贸易，有些倭商被明州和华亭的繁华迷了眼，使出浑身解数想留在大宋，拿到“宋民户贯”，成为大宋人。
另一厢，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在日本国居住。
起先是国内大商会在经常贸易的港口留驻亲信仆从，渐渐形成了群体；有些随纲首搭货的散商，货物没有售完便在当地临时租屋住下，随着贸易发展，商品越来越多，暂时停留的宋商便也越来越多；有些宋商因为往返频繁，索性在当地买地建屋，既方便居住又能安全储货；又有些宋商接受当地贵族的雇佣，成为他们往宋贸易的代理纲首。
日本朝廷并没有禁止本国商人外出贸易，但受限于造船技术，倭商很少能够组船到大宋，即使组船出行，也没有宋人的远航技术，海上遭难的危险高，一般都是先到高丽，再到大宋，如此繁琐花费反而更高，于是便有国司、大寺院和庄园主找到有信誉的宋商作为代理纲首，许以商货减税、便利置田、授封领主等诸般条件，代理他们到宋朝购货，这些宋商被称为“代置纲首”……后来，随着“代置纲首”的增多和势力发展，渐渐成了日本沿海属国的新兴阶层，并成为日本对宋贸易的实际掌握者。
而随着宋商在日本买地建屋的越来越多，族以群聚，很自然便形成了宋商的聚居地，房屋的建造风格都是宋式，倭人称为“宋房”，又将宋商聚居的地段称为“大宋街”，将宋商吟唱的词曲称为“宋乐”……大宋，渐渐地被日本国的民众所熟悉，并取代了“唐人”“唐物”的称呼，成为繁荣强大的天朝上国的代称。
大宋文明，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渗透进这个岛国。
当卫希颜率领的大宋水师舰队抵达博多时，倭人口中“威武强大的天朝上国军队”立时引起了博多轰动，听说消息的日本百姓都纷纷拉着女儿跑了出来。
“轰！轰！轰！……”
一百二十多艘战舰启开舷炮门，齐齐发射礼炮，在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岸上的日本百姓带着敬畏的神情，看着他们难以想象的庞大舰队驶入博多湾……
随后，人们的热情仿佛死寂的火山突然爆发出来，很多人拉着自己的女儿使劲向前奔跑，就像看到鲜血的蚂蝗一般扑向了码头。
纯种的宋人啊！还是最强悍的军种！
随着战舰距离码头越来越近，岛上的欢呼声越发高扬，手臂挥舞得越发有力，有的日本百姓将女儿负在背上，力图让英武高大的天朝水师看到“美人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