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秀提出的是一种实践创知论，主张获取“新知”必须以“行”为前导，唯“行”才能获得“真知”。
对于共济学堂的学子们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未来的出路是从事各类技业，而圣贤学说和课本知识无法解答在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一切得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在实践中思考创造，解决问题，获得新知。
因此，行在知前，行为重。
而司马光的温学主张“知行合一”，继承的是荀子的学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着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说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意思是说，闻、见、知、行，是学习的四个阶段，而知在行先，但行是最高阶段，行高于知。这是因为，只有将知付诸实践，才是对知的真正体会。若知而不行，必然陷入谬妄困惑。——从知行的先后上来讲，仍是主张知在行前；但又强调行高于知，故而为知行合一论。
王安石的新学主张“知行并发”，即：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意思是说，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益于行的深化。
二程的洛学则鲜明主张“知先后行”——
“须是知了方行得，……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强调知为先。
比较而言，名可秀的“行先知后”论与王学的“知行并发”最为相近——“行先知后”也必须在已知的原理根基上进行，即王学的“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
而与另外两学派的差异便大了。
在场众位官员面色各异，有蹙眉，沉脸，也有嗔眉怒色。
属于王学派的官员中，如叶梦得、张致远、苏駉等几人，虽然蹙着眉头，神色还算缓和。
而工科给事中贾安宅等三五位官员属于温公学派，便沉了脸。
二程洛学派的朱震、许景衡、何涣等官员就明显有怒色，这“行先知后”分明与洛学的“知先行后”南辕北辙，完全是对台啊！
而最不为所动的，当属宋藻、朱跸二人了。
不过，这两人本就是名派官员。
在同属名可秀阵营的官员中，学派很杂，像丁起倾向王学，赵鼎倾向洛学，陈旉倾向温学，也有师从张载关学，苏派蜀学，吕大临吕学的……但追随名可秀日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学术政治的影响。
其中，又以出自名花流的官员为甚，如：礼部侍郎宋藻，京卫营都统制姚仲友，军器监少监沈元，兵部郎中谢有摧，邢部郎中方显朴……论学术造诣又以宋藻为最，成为名可秀推行学术学说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她将宋藻安置进礼部，便存了推行学术之心。
宋藻唇边笑意一闪而逝，一脸端然道：“这‘行先知后’倒是有些意思，不过，与时下之论颇有不同啊。”
朱震、许景衡、何涣暂压怒色，且看这学堂都斋怎么说。
章舜举一脸谦和，神色从容道：“关于知行之论，各家均有观点。不过，对敝学堂学子而言，‘行先知后’较为相宜。——便如各家书院，教义不同，所授学说亦是有差异的。”
像洛阳的伊川书院，嵩阳的明道书院，便是分别以二程——大程伊川先生程颐、小程明道先生程颢——的学说为教；无锡的东林书院以前是杨时的讲学之所，主要讲二程和杨时的学说；伊川的横渠书院，则是主讲张载的关学……这样的书院不少，尤其近年来，属于程学派的地方官员和大儒纷纷开办书院，宣扬程学，意图与王学争夺官方学术之位，使得这种讲授“异学异论”的私学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