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私心，就算再廉洁奉公的官员，心里也有个亲疏远近，要讲些人情世故，区别在于私心多少和克制与否。但这个时节，即使处事最私的范宗尹，也不愿才经历停职反省后又撞到“兼并土地，隐税漏税”的炮口上，书信严厉告诫家中及亲属，有问题立即补救，否则查出来自己担责，他不会出力庇护。
这些亲属的最大仗势就是朝中有相公，为了自家相公的仕途，即使要他们放弃一些利益，也是必须的，否则相公没了前途他们也就没了“钱途”，有识见的都知道该怎么做，即使没那识见的，在自家相公的压迫下也必须割肉舍财。
有了这些相公自己清扫“后院”，户部经界局的行动就顺畅了许多。
而且，李纲推行经界法也是有策略的——经界局下发措令，凡是自清自报的，可以不追究以前隐瞒漏交的税收，但若由经界局查出来，则连同以前年度漏交的一并补上，并要处罚金。
在软硬兼施的策略下，至四月底，经界局便完成政事堂所有宰执及其直系亲属名下田产的经界定税，并建立砧基簿，取代原来的地簿和税册。
接着，是对枢密院执政及其直系亲属的田产进行经界量税。
枢密院共五位执政，枢密使一人卫希颜，副枢密使两人——种瑜、李邴，签枢院事两人——吴阶、韩世忠。
卫希颜名下的田产约有三百顷，其中一半已转给凤凰书院和朱雀书院，作为书院田产。至于直系亲属，两个叔叔都没有田产，一个姊姊两个妹妹，嫁出去两个——按大宋律法嫁妆田才属于直系亲属田产，至于夫家名下的田产，则属姻亲产业，不在此次清查范围内；三妹希嬛名下的几十顷田产都是经得起清查的。论起来，名可秀的田产最多，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公开，何况律法上也没有同性婚姻之法，即使两人关系公开，名可秀的产业依然是自己的，与卫希颜没有相干。
枢府另外四位执政中，田产最多的是韩世忠。这个史上有名的抗金将领很喜欢当“田舍翁”，所得银钱赏赐多半拿去置了地。而李邴、吴阶和种瑜名下的田产也不少。但卫希颜对这些心腹的约束很严，她可不希望出现个拖后腿的，所以就算比较贪财的，也不敢做强取豪夺的事，名下田产都是正经买来的，经得起清查，有个别隐产漏税的也都赶在清查之前申报当地官府补上了。
经界局有了前面推行的经验，进度更快，至六月中，便建起枢府执政及其全部直系亲属的砧基簿。
七月，朝廷下诏，经界三品（及）以上官员田地，如有官员破坏、阻挠经界法，处以徒刑。
至年底十二月，经界定税完毕。
次年正月，朝廷下诏，在荆湖南路设立经界所，归属户部经界局，任命转运使刘一止兼任提举官，在荆湖南路推行经界法，并令从官户清查起，若有破坏、阻挠经界法的，没收其隐瞒田产，并处以徒刑。
四月，朝廷再次下诏，在其他诸路均设经界所，由各路转运使兼任提举官，在本路推行经界法，并令从官户清查起，若有破坏、阻挠经界法的，没收其隐瞒田产，并处以徒刑。
即使有这些严厉的诏令举措，便在推行过程中，仍然遇到有不少阻力。不过，有两府宰执和三品以上的高官经界在前，即使地方上的官户、豪强手眼通天，也断绝了通往最高层的路子。而一项政令能否推行到底，取决于上面决心有多大。只要皇帝和政事堂不动摇，不管地方上的阻挠多大，政令也会坚持推行下去，如果执行者不得人，那就换人换官，有了杀鸡儆猴的前例，那些有心拖拉或敷衍的地方官员也就不敢不尽力了。
至建炎十年六月，荆湖南路的经界均税完成。
至建炎十一年六月，各路经界均税先后完成。
经统计，全国诸路州县共清出隐田一百二十七万七千五百余顷，每年可给国库增加两税收入约四成。
当经界法正在各路推行时，户部进行两税改制。
建炎十年九月，朝廷下诏各地执行新的《两税法》。
其中规定：凡有田者，包括官户、民户，家有田产千亩以下的，维持十五税一不变，家有千亩以上的，其超出部分按十税三纳税。
也就是说，田产越多，纳税比例越高，多田者多税，少田者少税，以此遏制富室兼并土地。
又规定：两税纳税者不分主、客户，而以直接耕种者为纳税对象。
也就是说，农户租种田地的，官府向租种者收税，而不是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条法令的好处是减轻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如果佃户是向地主交税，而不向国家交税，就会造成无地农户对地主的依附加深，而失去对国家的依附。
又规定：凡客户租种土地，主户向客户收租不得超过十五税一。
这是为了遏制富田者向佃户收取高额地租，减轻土地豪户对租地农户的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