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已经势不可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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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一，南廷使臣出颖昌府（河南许昌），赴北廷南面行营驻地开封府，向枢密副使兼东京留守何灌递宣战诏书。
同日，北廷使臣出开封府，赴南廷江北行营驻地颖昌府，向枢密副使兼江北行营都总管种瑜递宣战诏书。
南北两廷在同日向对方宣战，可见双方对这场战争都早有准备，谁也别想占到“出奇不意”的便宜。
在宣战诏书中，双方宣战的言辞都很克制，不像以往那样，宣战诏书即讨伐檄文，必得罗列对方一长串罪过，显示己方是代天伐罪的正义之师，以占据道德制高点，此谓之“得人心“。
起初，南北双方起草的宣战诏书的确是宣战檄文——攻击对方是“伪朝”，宣称自己是正统：南廷说赵谌是废帝之子，不具大统资格；北廷说赵佶是祸国元凶，无道昏君天人共弃，其言废立当反其道而行……这种口水仗早在南北建朝之初就曾轰闹过一阵，已经毫无新意，并且伤不到对方半根毫毛，反而揭破了疮疤双方都痛——赵佶误国已是定论，而赵桓北狩也是耻辱，南北以此为柄互相攻击徒惹外族耻笑罢了。
倒不如堂堂正正宣战，就是为了结束分裂，统一南北，使中原百姓治于一国之下，此为江山社稷之福。
两国的宣战诏书都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于是天下人都知道，南北要打仗了。
八月初二，卫希颜和雷动在颖昌与开封之间的尉氏县会晤，双方履行战争礼，订立《约战书》。
八月初三，这份以南北最高军事统帅名义订立的《约战书》公开发表在双方官报上，各报立即转载，不出三日，天下与闻。南北士人纷叹，“春秋仁礼之战复矣，南北幸甚……”最感激这份《约战书》的是边界百姓，因为约定“城池不战，村乡不扰，春耕不战，秋收不战……”这让因战事而恐慌的边界百姓都安定下来，在当地官府组织下，拖家带口迁往约定的“非战区”。
按照约战书的约定，南北双方在淮河长江以北的边界上，开辟了四个战场——
最东部是水师战场：南军长江水师李宝部、杨泰部、钟相部分率舰队，从海州湾、涟水港北上，经东海水路攻打北廷山东路的密、莱、登三州，与北廷水师交锋；
东部战场在宿、徐二州：南军韩世忠部与北军刘锜部交锋；
中部战场为主战场，开辟在开封—颖昌—洛阳这一三角带：南军以种瑜为帅，辖吴阶、蒋宣、吴安国三部；北军以何灌为帅，辖岳飞、张所、王德三部，双方共陈兵二十万，会战于此；
西部战场在襄阳、房州（湖北房县）交界之地：南军高师旦部与北军郭忠孝部会战于此。
卫希颜、雷动分别坐镇颖昌和开封，统领全局。
这一年是丙辰年，后世军事家评论，“丙辰战争在宋帝国战争史上极为重要，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结束了分裂，确立了中原王朝的唯一统治，但从战争本身来评论，并不具备太多军事价值，甚至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平淡、呆板的，毫无战略战术的借鉴价值。……双方最高军事统帅都摒弃了战国以来兵家大盛的诡谋之道，而复以周商时代和春秋初期的战争方式。其兵谋唯有‘堂正’可言，完全没有发挥出双方将帅的智谋之术。这种约定战场的正面对战方式，由于摒去了智谋诡诈战术的加成，体现出双方军队最真实的战力——就像两支铁军正面相撞，毫无花巧，血肉喷溅，因为真实，也更加残酷。”
但历史学家认为丙辰战争“体现了上古战争的仁礼道德，最大化地减少了战争对民生的损害”。
而评论最现实的永远是政治家，“这是最符合南北利益的战争方式。”
卫希颜不是政治家，但在她的身后和对立面，有着这个时代最出色的两位政治家。卫希颜认为，评断一个政治家是否出色，最重要的不是权谋手段，而是气度格局。南北在名可秀和雷动眼中是“家业”，不能因为争家主之位，将家什都打烂了。战争由来损害民生最甚，城破残壁，千里赤野，人丁凋零……未决胜负之前，谁都可能是胜者，而胜者一方绝不愿意目睹满目疮痍的局面。
但是，在没有绝对胜算的把握下，又有谁愿意克制战争的手段呢？——只为体顾民生，即使战败，也要留下一片完好河山，这需要绝大的胸襟。
卫希颜在颖昌召开军事会议，解说战略，对众将官道：“……治天下者要有大气度，气度决定高度，高度决定眼界，眼界决定格局，唯大格局者才能创大世界。”
种瑜暗地翻白眼，心说：“你有这种气度才见鬼了，分明是自家得不到、宁可打烂踩碎也不便宜别家的那种人！”
名可秀有这样的胸襟气度，他不奇怪，但雷动有这种“仁者天下”的胸怀就令人很是吃惊了，毕竟能以金军入侵这种“挖肉割疮”方式再造中原时局的人，绝对能为大局舍小局，不会为了一时民生，束缚统一南北的手脚。
种瑜不由心忖：北边是出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