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账”以及“预俵丝花钱物”等惯例，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综上，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
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两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
学者们认为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一亿，较汉唐增加一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
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
根据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一倍，比唐代提高30％，与1984年每个劳动力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专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这可视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内在动力。
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属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版的推广和铜版、活字版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
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此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条件。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4f,z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需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需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做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需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支撑，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才会取得如上所述的种种进展。遗憾的是这个进程并未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宋金、宋蒙(元)战争的干扰。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制度环境中去寻找。现在学界已经明白，近代化诸因素的成长不仅需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纳，而且要有一个宪政秩序加以支撑和呵护。
正文 383胜负难卜
古代中国地图学家裴秀。
在中国地图史学中,3世纪地理学家、地图学家裴秀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裴秀生前的政治地位相当显赫,但是他死后深为史学家关注的,并不是他的政治业绩,而是他在地图学方面的贡献。
裴秀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他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在道教和儒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裴秀擅长道术，曾经给皇太子看相、算命。三十而立后，裴秀步入仕途。四十五岁时,他被晋朝皇帝委任为司空（其职位相当于现代的国家副总理）。
晋朝时期,司空的职责非常特殊，凡是与大地相关的事宜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好看的小说:。这不仅包括农业种植、人口户籍、田亩赋税、防洪治水、兴建城镇、察看风水和皇家丧葬等诸多政务,而且还负责皇帝祭祀地神和祭拜祖先的礼仪。
顺延传统理念,晋朝皇帝将祭天、祀地、祭祖视为国家大事。这些宗教礼仪的着眼点在于承天启地，疏通皇帝与天地之神的沟通渠道。为此，负责安排、组织礼仪的官员身肩重任，他们需要深谙阴阳之术。在这些官员的观念中，祭祀礼仪的任何细节都必须符合道教理念，不能有丝毫之差，否则皇帝与神明之间的交流就会受阻。
晋朝基本上承袭了汉朝确立的祭祀礼仪，包括将地图作为祭祀地神的祭品。身为晋朝司空的裴秀自然深知地图在祭祀地神礼仪中的重要性。他曾撰文说：地图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前贤凭借地图承天效法。
裴秀深受道教宇宙观的影响。在他心目中，大地地表“登降诡曲”，呈现出穹隆形。
为了使皇帝与地神之间的交流畅通无阻，裴秀认为，用于祭祀的地图应当显现出地表弯曲和名山大川等自然地理状况。
裴秀担任司空之后，仔细查阅了朝廷书库中收藏的地图。查阅结果令裴秀大失所望，他发现朝廷书库中竟然没有一幅令他满意的地图。裴秀曾愤愤地写道：这些地图粗制滥造，既没有采用相同的比例和经纬网络，也没有遵循“准望”的规则，并且在图中看不到名山大川。这种地图绝不可用于祭祀之中。
出于道家理念，裴秀认为，用于祭祀的地图必须符合一定之规。经过深思熟虑，裴秀提出了地图绘制的六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中国地图史学中著名的“制图六体”理论。
“制图六体”理论的第一项原则为“分率”，它是指一种由经、纬线构成的方格网（这个时候就有了经纬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