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他身边的青年直接就傻了眼。
久久烧烤已经完全不是记忆里的样子。胡达领走前在大门落了两道锁，其中一条带铰链的锁头不知道被谁给绞断过，只留下断成两截的残骸。大门因为那点松动被人为地抬上去了一截，在那点空隙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果皮垃圾，门前的水泥地同样一片狼藉，摞在一道又用防雨布盖好的塑料椅子也被拆出来，摔打得七零八落的，为数不多还保留着四条腿的几把椅子弃儿似的被拖到了凉棚之外的水沟里遭污水泡着、日头晒着，早像损坏了百八十年的报废品一样变色变形，不堪使用。更不要说还有人用不知道哪来的大红色喷漆，在卷帘门上喷了一个大大的“拆”字，红艳艳的，喷漆未干时顺着笔画的末尾流淌下来，把画面搞得就像恐怖片，透着一股瘆人的气息。
拆迁是肯定不会拆迁的，胡达知道，像生活街这样密集布局的区块如果要整体重新规划，势必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喷那些大红字在他门上的人无非是想借拆迁的名义赶他走，或者就算赶不走，至少也明明白白地传达给他——
“你在这片儿不受欢迎，继续待着的话，不会有你的好日子过”这条信息。
那并不是他的臆想，就在门边的一堆垃圾里，藏着一个用烟盒硬纸卡写着的留言条，上边抖狠的话比胡达联想到的还要难听和露骨。胡达很准确地接收到了。
他默默将硬纸片藏到背后，拿拳心捏成一团，没叫吴久生看见，假装无事发生那样清咳一声，丢给青年一串钥匙。
“太久没回来了，屋前头是脏点儿了。”他漫不经心地对青年说，像是在谈论一件无甚大不了的小事，“不过我手脚现在这样，也没法开火颠勺，总归是不能做生意了，不如趁这段时间歇业，放个假，也挺好。”
他说得轻松，吴久生听在耳里，却很心酸。他比谁都清楚胡达对这间小店的感情，尽管陈设简陋，食客也大多并不在意，胡达却都会在每晚歇业以后仔仔细细把一楼的店面打扫干净。后厨的小筐子、小蒸笼、不锈钢水盆一类的用具也专门有个架子，分门别类地按照大小叠在一起整齐地码放，胡达的那几把菜刀，更是用了多年，刀柄的木制部分有的都裂开，被他包了一层软布一层油纸拿透明胶带细细地缠了一圈又一圈，还时不时拿出来认真地打磨、保养，依旧锃光发亮，锋利如初。
经营烧烤店是胡达重新回归社会生活后他做过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是他在这个陌生快节奏的世间一处隐蔽私人的避风港，守着久久烧烤的时候，他便无须担心与自己早已看不懂的时代潮流脱节，无须担心人生孤苦、无人陪伴，他原本的打算，不过是守着一方铺头，直至终老。这儿于胡达而言，是家，是归处，任何时候都意义非凡。
吴久生还记得自己曾经因为胡达想带着他离开坪乡另觅出路而生过气，现在想来，胡达在提出离开的时候，内心所割舍不下的实际是数倍于他自己的回忆与眷恋。
他本来还在为麻烦的顺利解决而高兴——
邻市的风波告一段落，用不着逃避谁，自然应该回到熟悉的地方重新开始，吴久生原本是那么设想的，却忽略了此前在厂区流传开的谣言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缺席的这段时间里不断发酵，最终演变成眼前明目张胆不加掩饰的厌恶和排斥。
他们回家了，家园却不乐见他们的归来。
吴久生很清楚，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一家以做周边居民小生意为生的食店，如果失去了声誉，变得不受待见，基本就和关门倒闭没有什么区别了。而胡达和他的店经受这些，甚至不是因为他做过任何一件错事，或伤害过任何一个不该伤害的人。
他们仅仅只是存在，难道这也错了吗？
这世界是很残酷的，那句话，胡达很早就对他说过，直到此刻，吴久生才有了真正切身的体会。
“我这阵手脚不方便，懒得打扫，一会进屋以后你只管休息去，我给你把后院里边卸货的小拉门打开，往后进出，你就走那，也方便些。至于前边，等我手养好了再收拾吧，只用一个上午肯定就全收拾出来了。”胡达还在佯装漫不经心地安慰，吴久生抿抿嘴，没戳破他那些顾左右而言他的谎言。
“医生说你得至少养半年，拆了石膏也不能马上干重活，还是我来吧。”他对胡达说完，率先扯下门上的锁头进了店里。
一楼看上去还算整齐，除了窝在门槛缝隙里那些垃圾腐烂飘进来的充斥一室的异味，和吴久生印象里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走到挂着摇头电风扇的墙边，从白墙上撕下几张小广告和外卖宣传单，收拾出一片干干净净的空白地方，把从文件袋里找出来的出院体检单展开、抹平、拿透明胶带贴了上去。其中还有一份胡达特地提出来加检的初筛报告，上面显示的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且不在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