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人来之前他已经在心里打了腹稿，此时说起来自然极其顺畅。
他将今日听到的话说了，也说了自己的隐忧：“若是民手中之钱可轻易采买粮食……其价格还廉价于辛苦耕种，那么，农人还会种粮吗？”
郅都作为丞相，国王的问题自然由他首答。
“殿下，国有法令，良田不可不栽，粮收亦不可少。”他安抚道，“于农户们来说，即便种了一年的田地比不上拿钱去外地买粮来的合算，但是出于法令要求，他们还是不得不种，也不敢不种。”
以法律约束的意义便在此。
不料夏安然听了后却摇了摇头。
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老百姓不愿意这么干了，就算你有政令又有何用？这天下难道真的能够有一点空子都钻不了的法律吗？
人遵从法律，是因为他们认可这种法在约束自己的同时也能够约束别人，而这种约束之下的大环境是适合人生活生存的。
但是一旦法律近乎不公正地侵犯到个人利益，那么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寻找其中的空隙。
人力有尽时，以一人之智想要去对扛千万人之智，这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而如今看来，在场官员中也没有人意识到这其中的风险。
如果田地所产售出后，反而比外地的便宜，那么就会农人们便会去外地购买廉价的粮食，而选择在本地栽种更为昂贵的作物，譬如经济作物。
那么自己的税务和监察怎么办？
简单，用出售经济作物的钱去购买外地的米粮上缴，差价便是纯盈利。
他将道理说了，然后在官员们惊愕的表情中缓缓问道：“我中山国，并未规定土地必须种植稻谷吧？”
当然没有。
在场的臣子鸦雀无声，谁会规定这个？帝王崇尚黄老垂拱，除了关键的点被掐着，别的基本上是随意着来的。
毕竟民众也不傻，什么粮食好种、收益高自然种什么，官府只要管控最低值就可以了。在多劳多得的引诱下，民众会自发寻找种得好的种子。
大司农于此道更熟悉，他沉吟片刻后道：“禀殿下，臣以为确有此可能，然臣以为，此事乃民愿，不当强之。”
“这事便是强也强不来，”夏安然苦笑了下，他指了指桌案上的灯烛，“若是强迫他们必须要种植水稻，这些农人便会想法子将田地卖了，然后用这笔钱去做别的活计。”
汉代抑商，但是可不是没有取巧的路子。店铺的主事为商籍，干活的可不需要，高阳县找了一个绝户来顶商籍之事绝非个案。
他们可以，中山国别的人家自然也可以。
这个话题一出臣子们立时皱了眉，他们很想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细细想来，越想越觉得……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夏安然看到他们的表情就知道自己说对了。
他有些苦恼。
没钱的时候愁钱，现在突然有钱了，又害怕城市改变的速度太快拉不住，民众直接奔往商业去了。
按照规定商人地位卑贱，但是架不住他们有钱能过好日子呐！
更何况商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看的不还是诸侯王的意见。如果家里的孩子们真的要经商，他这个当君父的难道还真的会把人踩到尘埃里头去啊？
夏安然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到时候他们真这么干自己找什么对策了。无外乎找一个外地的农业对口城市，由那里专业供粮给中山国。同时中山国的农田也必须保有栽种量，届时从私人经济改为农庄经济罢了。
即便是在物流方便的现代，大型城市无论怎么高速发展，其本身一定会留有一定数量的农田，这些农田便是用来应对紧急情况的。同时他们会将大型商业城市和农业产区进行绑定，方便保存的米粮在各地区都有粮库，而不便保存的副食则建立一对一的方式保证供给。
问题是，他这个诸侯王能这么做，但等过十来年景帝削减藩王权利之后，继任者未必可以这么做啊。就算继任者照做了，这无疑是将中山国孤立在外，后患、危险都极大。
他沉思片刻后说道：“诸君可知晓春秋时期，齐到楚买鹿的故事？”
这件事比较小众，出自《管子》。
但由于《管子》由后人编写，谁也不知道其真假，因为在史书中并无记载的缘故，加上如今修习法家的人多是韩非商鞅流，知晓管仲的法家流的人却不多，故而下头臣子纷纷表示不知。
夏安然默默看了眼沉默不语的瞿邑，后者微笑了一下后低下头，夏安然便知其是想要给自己表现机会的意思。
他领下这份心意，整理了下言辞道：“昔齐国有楚为强敌，桓公问策于管子，何以制敌。”
“管子重金自楚购鹿，因其财诱惑，楚地人民放弃耕种、桑织，满山遍野地抓鹿。”
“于此同时，齐在楚国民间购粮，待到齐储粮五倍，楚藏钱五倍后。”
“齐伐楚，楚不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