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子说：“沙老师昨晚给我托梦了，让我去拿一幅画。”
王芃泽“哦”了一声，疑惑地望着柱子。
出了殡仪馆，两人骑车去沙老师的外甥家。柱子还记得路，觉得那里毫无变化，只是更破了。在那排房屋前面，沙老师的油画和一堆废木头堆放在一起。柱子把所有的画都立起来，一张一张地比较。王芃泽觉得奇怪，站在一旁问：“柱子，你在选什么？”柱子大声问王芃泽：“叔，你觉得哪一张最像我？”王芃泽纳闷道：“又不是画的你，怎么会像你呢？”柱子说：“叔，你站远点儿看，一定有一张像我，沙老师在梦里跟我说了。”
王芃泽站远了，比较了半天，说：“我还是看不出来。你自己选吧。”柱子听了，又在一长排油画前走来走去，最后终于选了一幅静物。王芃泽犹豫着问：“你真觉得这一幅像你？”柱子说：“不是啊，但是它很像我梦里见过的那一幅。”
然后柱子又说：“我觉得沙老师的灵魂就在这幅画里，所以他托梦给我，让我把他带走。”
王芃泽想着柱子这句话，有些后怕，担心地问：“柱子，你是不是伤心过度了？”
王芃泽脱下手套，伸手摸柱子的额头。柱子推开他的手，大声说：“我说的是真的。”
骑着自行车回家时，柱子把那幅画系在背上，骑车时净招风了。王芃泽一路上望着那幅画，眼神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在一个人少的路段，王芃泽突然觉得浑身无力，停下来不走了。柱子听到王芃泽在后边好像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又骑回来，看到王芃泽很伤心的样子，低声问：“叔，你怎么了？”
王芃泽望着行人稀少的街，神色恍惚地说：“我总是觉得沙老师的死，与我有关。”
柱子说：“没有啊。”
“我老是做错事。”王芃泽难过地说，“年前我还要沙老师去市纪委，为他最不愿面对的事情做证人，年后他就过世了。”
“那也和你无关呀。”柱子劝道，“叔，你别胡思乱想，沙老师也不会怪你的。”
“就算他不怪我，这发生过的事情也是事实。”王芃泽烦乱地说，“我觉得我会遭报应的。”
柱子心中一凛，把自行车也丢了，抓住王芃泽的手，坚毅地说：“和你无关，全都是我的事。如果要遭报应，就报应到我身上好了。”
一周之后的一个上午，南京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体型异常壮硕的农村妇女，凭着一种淳朴、简单、愚蠢、笨拙交织在一起的，没来由的无惧无畏，逢人就问：“税务局在哪儿？”
她盲目而从容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不紧不慢地仰起头来，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冷漠与空洞无物的傲慢，眯着眼向远处望。她长得高，让人误以为她一定看得远，于是越发觉得她高而壮的身材像一座小山，那安放在小山上的头颅一定也贮满了许多神秘的智慧。只是这种错觉一戳就破。她穿着自己缝制的黑色的棉衣棉裤棉鞋，胳膊上挽着花格子布的小包袱，脑后垂着两条枯黄而细小的麻花辫，她在同一条街上走过来走过去，三次向同一群坐在路边聊天的老头儿们低头询问：“税务局在哪儿？”
人群里开始有人发笑，渐渐地有小孩儿围观，后来一些无班可上的闲散人们也跟在后边嬉笑着看热闹。她也不嫌烦，也不驱赶，看到一个水泥花坛那里阳光明亮，就走过去，用手扫了扫浮灰，坐下来，看到围观的人们站在两米远处充满兴趣地望着自己，又一次用浓重的西北口音大声问：“谁知道税务局在哪儿？”围观的人们同时开始哄笑，她重复道：“税务局呀。”
有好心人过来帮忙，把她送上了一辆公交车，掏钱给她买了一张车票，把情况跟售票员详细地讲了，又对她叮嘱道：“待会儿下了车，你继续问税务局在哪儿，就问到了。”她不会说谢谢，只顾着低头问一个小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儿？你爹娘呢？”满车厢的目光都望了过来，小孩子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就站起来到一边去，把位置让给她。
一个小时之后，税务局的门卫正坐在值班室里低头做事，突然觉得一个黑色的大大的人影正在旁若无人地走进税务局的院子，急忙站起来，走到门口，对着已穿过院门的那个壮硕的农村妇女大声喊：“喂，你干啥呢？”农村妇女在阳光下往这边看了看，停了一下，又继续往院子里走。
门卫大声喊：“你给我站住。”跑过去推了一把，竟像是推在一棵大树上，对方纹丝不动。门卫个头儿不高，此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山似的妇女比自己高了整整一头，有点儿心怯了，冷静地问：“这是税务局呀，不是来玩儿的，你有事儿没有？”
高而壮的妇女用浓重的西北口音回答：“有啊，我来找我儿子。”
“你儿子是谁？”
“就是柱子，在这儿上班呢。”
门卫想到了年前的那件在税务局里闹得风风雨雨的事，疑惑地问：“你儿子是王玉柱？”
柱子娘看也不看门卫，踌躇满志似的环视着税务局的院子，语气漠然地说了一句：“我叫他柱子。”
门卫有点儿担心，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女巨人是为了儿子的事来这里吵闹的，于是试探着对他说：“但是王玉柱他不在这里呀，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