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泽低头对着手机，没想好要不要去当灯泡，要么一个人过节也挺好，但那条“你们玩吧我不去了”的消息迟迟没有按下去，片刻后他收拾好东西，回办公室拿钱包，先出去查账。
年终奖年终奖年终奖……林泽就像志得意满的灰太狼一样满脑子里全是喜洋洋喜洋洋喜洋洋……一按柜员机，登时心花怒放。
年终奖三万！比他想象的要多！正在脑内四则运算总财产数额时，手机响了，是陈凯的电话。
“阿泽，最近有时间吗？”陈凯说。
“怎么？”林泽心里咯噔一响，该不会是谢晨风死了吧，陈凯忙解释道：“没事，就是想请你写点稿子，磊子说过你是记者。”
“什么样的稿子？”林泽知道谢晨风应该没把他们之前的事告诉陈凯，陈凯问道：“愿意过来当志愿者，和大家聊聊吗？我们想出个报刊式的宣传册子，给几个志愿者组织交流，再放在疾控中心里，有人想看也可以当传单拿，让大家自己写的话，可能不太客观，感情因素太强烈了，而且容易出现消极的一面，要有一些能引起他们想好好生活下去的内容，因为是在疾控中心里当宣传用的。”
林泽明白了，陈凯想把一些事尽量地记录下它积极的一面，但找不到能写的人，陈凯又补充了一句，说：“飞机票和食宿可以给你报销，先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公益团体的初衷是不接受社会捐赠的，大家以自食其力为本，属于团体开销的部分基本都是我掏，不会出现什么拿捐赠人的钱吃喝玩乐的事。凯哥自己呢，也不缺这点费用，想请你过来玩玩，请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林泽笑了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有时间，我待会就过来。”
陈凯道：“不急，你随时放假有空过来都可以，定了机票时间就给我发短信，把航班号给我，我这边来买票。如果抽不出时间也没关系，我把他们说的话录音了以后用邮件发给你。”
林泽说：“还是我去吧，有人当着面说，一问一答的，能多聊点。”
正要挂电话时，林泽想到了什么，说：“是谢磊让你叫我过去的吗？”
陈凯答道：“不是，你们在吵架吗？磊子不让我找你，说你年底忙，我其实也很怕麻烦你，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有难度的话不要勉强……”
林泽笑道：“不，最近不忙，我晚上正好没地方去，看看有机票没有，有的话就过来。”
林泽三点打车回家，路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到家时随手收拾几件衣服，把东西带上，换上毛衣西裤，出门打车说：“去机场。”
在计程车上时林泽掏出手机订机票，订到一张一千五的高端经济舱，下午五点十分起飞，到机场时刚好，自助打印登机牌，进去时恰好登机。
林泽坐在飞机上时仍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出发了。
空姐提示关手机，林泽在飞机上发了两个小时的呆，走出广州机场时已是夜七点半。
广州的湿气比重庆还大，气温要暖和一点，林泽掏出手机给陈凯发了条短信，问他们在哪里，并叮嘱他别告诉谢晨风，陈凯那边很快就把详细地址发来了，林泽便打了个车，按着地址过去。
越秀区的老住宅街，康乐中心里灯火通明，林泽在楼下找了一会花店，买了束花，已经九点半了。
他隔着拉伸式的防盗门朝里看，休息室里坐着不少人，在说笑话。
“凯哥在这里吗？”林泽道。
陈凯马上来开门，林泽进去的时候，看到谢晨风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脸上满是不敢相信的表情。
林泽一进去，不少人就注意到他了。
大部分都是男人，也有女的，林泽看得出这里有好几个同志，还有母亲陪着儿子。
谢晨风的嘴唇微动，仿佛很紧张，说：“怎么不先说声？！”
林泽道：“我是来当志愿者的，又不是来看你。”
“这是阿泽。”谢晨风说：“是我……”
大厅内除了几个志愿者之外，都是艾滋病患者，似乎有点奇怪林泽和谢晨风的关系，谢晨风脸上浮现出不自然的红晕，去找椅子，又给林泽倒水，这里的条件很简陋，椅子已经没了，林泽道：“你坐吧，大家随意。”
陈凯朝其他人说：“阿泽是记者，过来帮我们办宣传报纸。”
陈凯接过花，搬来一把椅子，林泽挪过去点，厅内人对林泽的到来表现了欢迎，便让他坐到他们那一堆里去，林泽拿出录音笔，说：“凯哥让我来的，大家有什么故事给我说的吗？这样，先说点我的故事吧。从我和这家伙认识开始……”
林泽把一些过往说了，患者们时不时地看谢晨风，谢晨风眼眶通红，噙着泪水，最后林泽说完了，陈凯拍拍谢晨风的肩，说：“幸亏你还是做了安全措施，没有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
谢晨风点了点头，数人静了片刻，林泽笑着说：“我的故事完了，你们谁先开始？”
“我吧。”一个男孩说：“我先说。”
林泽嗯了声，那男孩说：“你叫我阿空就行，我感染上这个病，是因为我吸毒，不过现在戒了……”
林泽开着录音笔，静静地听着，阿空的故事说完，其他人都不怎么说话了，林泽听到的都是比较消沉的东西，阿空父母离异，小时候跟着一群流氓混，十二岁就被带坏了，开始吸毒，和几个好哥们共用一个针管，林泽说：“那现在呢？是什么令你戒毒？”
阿空的神情有点茫然，想了很久，说：“凯哥，磊哥他们帮我的。”
“朋友。”林泽说。
阿空笑了笑，说：“朋友。”
一个女人说：“可以单独谈吗？”
陈凯知道他们有些人还是不太敢说，征求地看着林泽，林泽笑了笑收起录音笔，说：“当然可以，来，我们到这边坐。”
他把椅子搬过去，和她在一旁聊天，她说：“不要写我的真名，万一我儿子看到他会疯的，到现在我还没告诉他，以后我就说，妈妈生病，治不好了，让他好好照顾奶奶……”
林泽说：“我知道，都会使用化名。”
她说了一个农村城市，又小声道：“我先生早死，剩我瞎眼的婆婆和我儿子，我只有小学毕业，不像你们都读了大学，我家很穷，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多穷，穷得连饭都吃不起，工作都找不到，只能种地，每年都有人饿死、病死，小孩子都没书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念书，寡妇门前是非多，我不想留在家乡，让我一个老乡带着我来广州找工作，带我来，开始说好是当服务员，后来又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我开始还不知道是哪里，后来才知道是夜总会……”
“那个人给我一百元，我承受不住钱的诱惑，后来就当了表子，心想只要老乡保证不说，反正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把钱存够以后就不当了，回家去陪儿子念书，把他培养成材。后来发现表子一行里面真的太……太恶心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染上的，也不知道在确诊前传染给了多少人，你让正常人……不要碰这一行，也别和这行有任何接触……真的……”
林泽沉默地听着一连串的“后来”、“后来”，听完只能点点头，许多话放在此刻说已经不再有意义。
早在当实习记者时他就跟过一位前辈去参加给性工作者人群派发安全套的工作，那位前辈是他毕生都不会忘记的老师，正是因为有他的教导，林泽才真正地迈出了从学生到记者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她还说到她的一个同行得了艾滋病以后还继续在接客，和志愿者聊了一晚上，答应去接受治疗，但在接受治疗之前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