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后来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整件事的经过的，而在她见到母亲的时候，黄女士始终非常沉默。她自始至终只会重复一句话：“……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黄依玲最后把父亲以蓄意杀人的罪名告上了法庭。
父亲最后被判了刑，但这也令黄依玲在家乡的名声毁得干干净净。就算明明她的所作所为都是正正当当，都是恩怨分明的，但却仍旧被许多人认为“不孝”，“冷血”，“白眼狼”。奶奶家的叔伯更是三番两次地找她麻烦，都被黄依玲机巧地躲了过去。少年意气的黄依玲并不在乎他人的议论，但这件事情却让黄女士觉得更加痛苦。
法庭上，柔顺忍耐了一辈子的黄女士第一次无比坚决地把这十几年来丈夫的所作所为一一道来，既没有畏惧他人的议论，也没有害怕丈夫的威胁……因为担忧他人的议论，担忧那些别人灌输给她的“道理”和“人情”，她失去了乖巧的小女儿。如果连性命都没有了，那么她还为何要去畏惧“坏了名声”“女儿会找不到好人家”这样遥远的事情。
她只知道，她要保护玲玲，她要为躺在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再不会醒来的小女儿菲菲报仇。
这事情最后上了报纸，传遍十里八乡。在公众的关注和谴责之下，黄女士的丈夫最后终究是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但是黄依玲和她的母亲却越发难以在家乡待下去。为了躲开麻烦，也为了不去想起妹妹的惨死，黄依玲就带着母亲一起到了C市。
可是，这样的不幸对黄依玲来说并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开始。
来到C市之后，黄女士的精神就渐渐地出了问题。她常常陷入严重的自责情绪而无法自控，因为罪恶感而产生自我厌恶的心理。小女儿的死对她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害，即使令丈夫入狱也无法减轻这样的罪恶感。
她常常觉得，如果当初她没有那样懦弱，早点和丈夫离婚，亦或者在那时候有好好保护小女儿，就不会让她死去。
她还那么小，她还什么都没有经历过，怎么能就那样突然死去了？
由于这样的罪恶感和痛苦，黄女士陷入了深度抑郁。黄依玲虽然也是医学专业的学生，但是对于母亲的心理疾病却毫无办法。她也带母亲去看过医生，也尽自己的可能做出了努力，黄女士也很想为了仅剩下的女儿作出努力。
……她就是做不到。
她常常做着做着事就开始发呆，风吹动门的声音总让她产生幻觉，仿佛听见小女儿开门进来。她会在半夜里突然被噩梦惊醒，且一旦被惊醒就会出现莫名的恐惧，非要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房间的另一边摸一摸大女儿，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才稍微能安心下来。食欲越来越小，有时候明明饿得胃都开始反抗了，但是喉咙里就是带着一股恶心感，无论如何都不想吃饭。
黄依玲哭着跟她说：“妈，你吃两口饭吧，别吓我好吗？”
黄女士便努力地往嘴里挖饭，强迫着自己去嚼，去咽，但是有时却会突然恶心地想要吐出来。
黄依玲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了。
恶毒的人毫无罪恶感，活得那么肆无忌惮，而善良勤劳如她的母亲，却要为根本不应该怪责于自己的错误而遭受苦难。
在学校看到告示的时候，她其实也不对告示抱有多少信心。她只是实在走投无路，所以才抱着那一点侥幸的心理，向碧缘研究所递交了简历。
顾臻听完了她的整件事之后，又问了她不少问题。
“你妹妹性格怎么样？”
“你觉得你母亲的心结在什么地方？”
“……如果还能再见到你妹妹，你觉得她说了什么，会让你母亲比较欣慰，减轻罪恶感？”
……
顾臻很认真地问了许多问题，黄依玲也十分郑重地对每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其中有些问题，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顾臻却也不强求，只留空这个问题而继续下一个。
等问完了一堆的问题，觉得似乎已经没什么可以提问之后，顾臻这才关上了笔记，对她开始介绍实验的详细情况。
“我们尝试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催眠配合药物来制造定向的梦境，然后通过愉悦的梦境来缓和病人的心理压力，重建人生观和价值观。”顾臻对对方开口说道，“因为处于实验初期，我们目前的医疗方案还只停留在理论基础上，中间可能要经过多种修改和调整，这也就是同时希望病人与病人家属共同参与的原因。我们希望在治疗过程中，尽量避免对于病人造成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