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走开。”他知道意思是“进来”。
我躺在放平的椅子里，看天花板。他的脚步靠近，呼吸克制，把水杯和药放在我桌上。
“你一下午没出门，没招惹人，没捣乱，经过你办公室的人说你把遮光板拉下来了，没有读我发的消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偏头痛，给你带了水和阿司匹林。”
我说：“你认不认为我昨天已经痛过了？”
他叹口气，拉开我对面的座椅，在我身边坐下：“你要给我一点提示。”
我能做得更好，我把关上的屏幕打开，推显示屏朝向他：“今年十月一日起，加上两个星期年假，一共三周二十一天，你说你陪‘爹地妈咪’去欧洲度假。我随手搜了一下，你猜我发现什么？你的说法不太可能是真的，当然了，除非仁爱医院的别名叫‘欧洲’。”
他按住额头：“我骗了你，你黑了我，我们能不能算扯平了，这个话题不要再继续下去？”
“门都没有。”我坐起来看着他，一下午的养精蓄锐以后，我已经准备好和他吵架了：“不要想扯平。你能骗到我，真棒，我为你鼓掌，你终于长大了；我黑你，你早就知道。我答应和你做朋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黑了你，你看起来挺有趣’。”
他压着我的肩膀把我按下去，让我平躺，不要突然起身，改变脑部供血：“琳琅的爸爸肝脏衰竭，我和他做了活体肝移植。”
肝移植，配型门槛最低的移植，基本上血型一致就能做。我说：“你给前女友的爸爸捐了一块肝。”
他又叹气，这回也看向天花板：“我和琳琅……从来没有过恋爱关系。”
女孩单恋男孩，男孩不爱女孩，最后男孩割了一块肝给女孩的爸爸。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我撑起身看他：“愧疚的代价真高，是吧？下次有人爱你，你不能爱回去，是要捐肾？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东西叫礼物，项链，耳环，手镯，胸针，你对谁感到愧疚，为她花一笔钱，女孩子不喜欢血淋淋的新鲜器官！”
他停了一会儿，忽然说：“如果你需要，我也会给你。”
这下好了，我左侧头开始出现针扎一样的轻微刺感。他不知道问题在哪，我暴躁起来：“你根本不可能捐给我，我们血型都不一样！哪怕你可以，我也不会要你捐，真有那一天，给我找个死刑犯，挖他的肝，你知不知道你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所有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肾难配型，但是一旦配型，移植基本不会出问题。肝配型要求低，但是移植手术风险高，血管，胆管，我不关心得到他那块肝的人是死是活，给他做手术的人搞砸一点，他这个捐肝的人就会完蛋。
那是我最深的恐惧，我后悔黑他的医疗记录，我根本不想知道他两个月前可能死。他每天给我发欧洲的风景照，知道我没兴趣看那些西班牙海鲜饭和意大利咖啡的图片，同时他就一个人呆在医院里，等着缝合的创口痊愈，等他的肝脏慢慢长回来。
现在我真的头痛了，不像其他时候的头痛，像个有礼貌的水管工，提前给我打个招呼，用眼部症状告诉我，“你好，几小时或几天以后我会上门让你恨不得把头钻开”，这一次是个猛然闯进家门的混蛋，更让人想杀人的是它还带来了它亲密的小伙伴们，恶心，眩晕，冷汗，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整件事不可理喻，我的头痛不可理喻。我靠在躺椅上，小白递药给我，他端水放到我手里，我已经把阿司匹林干咽下去，努力集中精神：“这件事……我们没完。”
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语气有种奇怪的坚持，说：“夏启，我不会在你头痛的时候跟你吵，你也不应该在你头痛的时候跟我吵。”我听见他去衣架上拿我的大衣，盖在我身上，我用大衣蒙住头，他说：“我留在这里，如果阿司匹林不起效，过一会儿告诉我。”
我蒙着脸，睁不开眼，挥手示意他知道了。他不再说话，在我身边坐下，我听不见他的呼吸声，但是能感觉到他留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不能容忍别人在我头痛发作的时候和我共处一室，但是小白可以。或许这就是友情的力量。
我的思绪像个酒鬼，走不成直线。我为什么会发怒？我为什么会头痛？发现小白的欧洲度假小秘密后，我原本不打算干什么。他已经做了手术，好好地活着，和我一起上班，一起吃午餐，一起过周末了一个月。
我把这件事和其他小白不知道我发现的事堆到一起，关键时刻这些事都能成为我操纵他愧疚感的筹码。再次赞美我们的人间天使，道德楷模，他的内疚就是我的胜利。
我把这件事抖出来，作为一个借口。没想到我真的生气了，不能控制地头痛发作，思维都不能捋成直线。我不知道这次头痛会痛多久，我的丘比特大作战又该怎么办？
当你长期被一种病症纠缠，你最好看过这种病症的大量文献。成人偏头痛发作的时间区间常在四到七十二小时内，这回痛了大概六小时，中间吐过一次，状态很差，去不了卫生间，小白居然及时递给我呕吐袋。
我彻底缓过来，办公室里一片黑暗，不是因为遮光板，我撑开眼皮，电子表上闪亮的数字告诉我凌晨了。辨认轮廓，小白睡在我的沙发上。
我摇晃走向他，开始推他：“起来。”
小白用枕头捂住脸，把自己卷起来背对我，鼻音很浓，像个小孩：“别闹……你要是饿了，饼干在桌上……”
我的胃跟被洗劫过一样干净，什么都吐不出来。恶心还在，也什么都吃不下。他睡在沙发上面朝里，我站不住，在他身边坐下。我们身体挨着，他不介意我也不介意。
我坐了一会儿，不再天旋地转，一把抢走他的枕头。他呻吟：“夏启……”我说：“我想要你和我说话。”
小白这才清醒一些，睁开眼看我。他的眼睛水汪汪的闪闪发亮，我又一次意识到他比我小，四岁，他好像在二十四岁之后一天没再老过。而且漂亮，洋娃娃的漂亮，毛绒小熊的腼腆。他头发细软，平常用发乳定型，侧分露出额头。定型后的头发也柔软自然，额头光洁，有几缕总会无辜地碰到左侧眉毛尾端，小细节里的虚荣爱美。但他笑得那么灿烂，眼睛那么真诚，谁会忍心指出？
我一直觉得他不该是个老好人，年轻，漂亮，聪明，这些和老好人一点也不符合。他打了个小小的呵欠，揉脸坐到我身边，还没完全醒来地问：“好吧……说什么？”
我有一瞬间失去语言，陷入沉默。那是一种很莫名的感情，我想抛弃丘比特大作战，反正这个名字蠢得我不想认，直接问“你爱上了谁”。但这个问题没有问出口，我转去问别的：“为什么这六年里，不算冼琳琅，你只交过一个女朋友。”
就那一个，还半年不到就被她甩了。
小白压住一个呵欠，转过脸看我，我们在深夜凌晨的交界处，挨着坐在一起，他眼睛像是会笑：“你觉不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六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和你混在一起？”
“是我让你找不到女朋友？”
他笑了：“你说得好像这是你的责任，是我自愿自主地花时间和你在一起。”然后他停顿一下，有些感伤：“对于阿晓，其实你一开始说的是对的。”
他的前女友霍晓也是个黑客，代号CandySca11et，猩红糖果。我一开始就说过，你们长久不了——她全副精力集中在成为更强的黑客上，你的重要性大概能排二百零八。说实话，我欣赏这六年里每一个爱过他的女人，从霍晓到冼琳琅。我承认小白在网络公众安全方面很出色，否则方凰不会给他一个部门，但他和我们不同，小白是程序员，我和方凰，至少是成为管理者之前的方凰，是黑客。
我毫不留情：“所有女人甩了你以后都会变成更厉害的黑客，从这个角度看你做出了一定贡献。”
小白失笑，自嘲地说：“谢谢你的表扬，你的善解人意真是让我如释重负，一下子就感觉好多了。”
我说：“你喜欢过的人本质是一类，黑客，把自己当成宇宙中心，偏执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你同龄或者比你小一两岁。”
他轻声说：“不一定要比我小的。”
很好，他没有否认过“他喜欢的人的本质”，只注意到年龄。无论他这次喜欢上谁，除了年龄比他大以外，和以往没有不同。
这当然是件好事，归功于男权社会，所有领域顶端的大多数都是男人。有需要的话，我会把小白和霍晓分手后接触过的每一个女性黑客都挖出来。我知道我做得到，我也愿意为小白做这件事，尽管这违背了某种黑客荣誉守则，那又怎样？你因为不想被规则束缚成为黑客，成为黑客以后反而要遵守黑客的守则？我们这些人类的自我矛盾太不可理喻。
我有一阵没有说话，陷在偏头痛后的情绪低潮里。小白看着我，说：“你现在正式不对我生气了？”
我“嗯”了一声。他笑起来，按着后颈：“办公室不是人睡的，你不能开车，我送你回去。”
我住的公寓上一个租客是一家外企的VP，父亲是美国驻日的军人，他小时候在日本长大，喜欢亚洲，在香港住过十年。他自己出钱把公寓重装了一遍，我喜欢他刷成红色的墙和水晶吊灯和假壁炉，所以租房，尽管我只有一个人，那是一间两居室。
我不想在我的公寓，我不想在这个城市。我想呆在有百兆光纤的深山老林里远离人迹，只在网上工作，按每小时计价，收比特币。
但是我不可以，我二十岁的时候愚蠢且不谨慎，太早把自己搞进什么名单里，导致我要生活在监视下。如果不是方凰保下我，给我她能给我的最大自由，我早就进疯人院了。
周六凌晨三点，我的公寓窗外是彻夜不息的圣诞彩灯，一颗巨大的灯饰做成的圣诞树，这整个区域都是外籍或归国人士。
小白倒在我的沙发上，说：“让我睡一会儿，好吗。”
我踹了沙发一脚：“起来，去次卧。”那里至少有床，我的偏头痛刚结束，不想听他明天一天抱怨脖子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