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昨天说好的，今早我跟袁城一起去了趟看守所。这地方我来过太多回，已经是熟脸一张，到的时候所长不在，平常接待我的那个干部送出一张笑脸，要命的客气之下替我们安排好了会面。
这次会面，主要是袁城有话想问佟帅，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却有点心不在焉：顾升真去了国外吗？或许他只是躲起来了而已，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找他。现在他也找不到，王二宝也失了踪，林寒川那边我又不敢轻举妄动。一筹莫展。
佟帅状态良好，袁城提了些问题，我看见他俩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突然手机震动起来，我掏出一瞧，竟是李刚打来的，我心里一动，知道有情况了，赶紧出门去接。
电话里这小子的声音也很兴奋，他说：老贾，有两件事。
我说：一件件来。
他说：我调去刑侦大队了，不用再疏通下水道替人爬阳台还有扶老人过马路了！
我说：恭喜啊，不过这些事你哪样干过？
他说：嘿嘿。晚上我请客，你一定得来！
我说：就这事啊？
他说：对了对了，还有一件：你不是让我帮查王二宝吗？用不着查了，他这次算完了。
我听见这名字，心下一抖，说怎么就完了？上回不也进去了一次，然后不又放了吗？
他说：这次性质不一样，我们所配合市局破获了一起毒品交易案，他是被抓了个当场的，基本上是活不了了。
我简直惊愕到愉悦，说：真就要死了？那他上面没牵出根什么线来吗？
李刚说：好像没有，不过更机密的只有专案组知道，我们属于配合警力，善善后，维持维持现场秩序，纯粹打酱油的。
我心里便没来由的轻出一块，想莫非是狗咬狗，内讧了？这便是天助我了，便问：晚上在哪？
他说：海月阁。
我心想：怎么这么晦气，昨天刚去过，今天又是。嘴上应着：一定到。
袁城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突然从后面拍我背：问完了，走吧。
我吓了一跳，说怎么这么快？
袁城问：几号开庭？
我说：下个月八号。
他沉思片刻，说时间不多了，赶紧走吧。
我说：去哪？
他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迎着秋风装模作样的吸了口气，说：城管局。
阳光照射大地的角度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树梢的梧桐叶枯黄后落下，纷纷扰扰，天空竟也有些黯淡。
42、城门开 ...
佟帅，老家七关镇永和乡团结村五组，1976年生人，现年二十八岁，育有两子，长子五岁，次子三岁。 初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三年稻子，1993年佟帅进城务工，靠着自己一个在城里做官的远房亲戚的提携，去了石城纺织厂当工人，临走时他爸叮嘱他：踏实做人。于是他踏踏实实做了三年工人，后纺织厂改制，佟帅应声下岗。
下岗时佟帅二十岁。 他拖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一只热水瓶，一只搪瓷脸盆中胡乱塞了几件衣物，然后用尼龙绳网给兜住，外加一床棉被）站在厂门口看着白板黑字的条状厂牌正被人摘下，胡乱扔在了一旁。
有那么一刹那，佟帅忽然觉得，自己也像那厂牌一样，被胡乱丢在了一旁。
何晶，连水县何滩人，1976年4月生人，中专没毕业就进了城，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做保姆，照顾他们刚出生的女儿。 亲戚在市直机关上班，何晶叫他二哥，其实隔得很远，血缘浓度在好几个数量级以下。二哥二嫂都是读书人，念过大学，但文革时也都下乡插过队，因此并没有用城里人独有的眼光去看她，而是给予了她在这个城市中极为难得的一点自尊。 那一年也是1993年。 她在二哥二嫂家做了三年事，始终同吃同住。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二哥悄悄地塞给她三百块钱，说家乡的小麦熟了，又一年农忙到了，你也该回去了。
站在与生活了三年的小区相对的马路另一头，何晶突然看见天边飞过一只奇怪的鸟，那鸟长着一片鲜红色的胸羽，以一种高傲而愤怒的姿势，在这城市的上空盘旋着。
然后她的视线离开了那只鸟，慢慢下移。经过了一辆飞驰而过的黄面的，她看见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青年，手里提着简陋而不体面的网兜，眼中有着与她相似的困惑。
1996年，农转非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时那样金光四射。城市向它的周边张开了怀抱。距离《外来妹》的热播已经过去快六年。 路边房地产广告悄然而立。城镇户口意味着分配住房这一命题成为了一去不回的历史。
次年二月，二十一岁的佟帅和二十一岁的何晶在出租房里订下了彼此终生，与此同时，电视里时代的总设计师安详入眠。 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哭泣。 人们只是在见面是谈论着这件事情，仅仅是谈论。 生活不再是一个舞台，不再需要他们时时刻刻表演于无形的监视之下，因此他们可以不用再为了谁的死去而表面哭泣，内心窃喜。 于是他们的生活依旧。
年轻人在简陋的棚屋里做爱。
他们在彼此炽热的身体中到达愉悦的顶峰，他浑身是汗，握着她的肩膀，那力度像是要把她揉碎。他大声说：“我爱你！我今生今世只爱你！”
她突然感到害怕，那一点喜悦全部揉进了自卑带来的恐慌中，但她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卑，反而挺起胸脯，她捂住他的嘴，制止他：“别这样，城里人才说爱来爱去的，做作，虚伪！”
然后她听见电视机里似乎有人在歌唱：“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又似乎有人在慷慨激昂：“让我们一起张开怀抱，迎接香港回归，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
他忽然激动而疯狂地亲吻着她，他说：你看，香港都要回归了！是的，香港要回归了，然后是澳门，我们的国家正变得强大。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留在城市里。
其实他并不知道，香港回归跟留在城市里有什么逻辑上的直接联系，甚至他也完全没有主意，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她望着天花板，突然觉得顶上那天也似乎开阔了许多，她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我们应该留在这里。
就在他们近似迷惘的憧憬之间，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展开。
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变得更好，但每个人都在想，至少它不会变得更糟。
我和袁城回到律所，从事发地开始走起，一路走到城管局。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佟帅，想还原整个故事，这期间，竟突发了一种莫名的使命感。
事发当天是个周六，佟帅夫妇通常会选择在五点半出摊，九点收摊回家，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准备准备，下午四点再次出摊。他们避开九点之后这段时间，他们知道这个时间段城管活动最为频繁。但是那一天他们选择了九点出摊，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个城管结婚，全天都是安全的。 于是他们选择放弃睡眠时间，为多挣一天钱。 大儿子佟乐已经因为钱的原因，第二次错过去上海参加美术培训的机会了。
出摊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但仍旧比平时是要多一些的。 佟帅看了一眼四周围熟悉的建筑里，人们面无表情地进进出出。 十年了，城市并没有变得更亲和更温暖，参天高楼披着一层玻璃外衣静静地站立在阳光下，远远望去，好似一只只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而坚硬的机械怪兽，它们在沉睡。 没有人知道这些现代化的巨兽什么时候会醒来。
十年了，他依旧拿着一张暂住证，暂住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在这个永远不会向他们敞开怀抱的城市里。 因为没有户口，他的儿子只能去念子弟工小学。 但他们仍然是感谢城市的，因为城市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城市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生存的角落，不管是大楼的阴影下，还是胡同的死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