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事？没事阿。”我稀里糊涂地回答。
“那能来找我吗？”
“干吗？”
“有事。”
“什么事？”
“见面再说。”
“非今儿说？”
“你有事吗？”她又问一遍，跟刚才的口气一模一样，好像在讲“山里有座庙”的车轱辘故事。
“没。那你等我会儿。”
既然已经说了没事，再改口也没什么意思。我起身。饭还没吃完，不过本来也没多少胃口。桐子的碗里也还剩着米饭，可他已经躲回房间里去了。Ebby还在吃着，一双小眼睛却好像一对儿正找机会的大苍蝇，绕着圈儿地四处乱转，转得我心里不踏实。
我拿起夹克和车钥匙，走到门口，停了停脚。桐子又在屋里咳嗽。我本想进去告诉他，明天带他去找工作。可他突然走出屋子，走进厕所里去了。
我站着等了一会儿，他还不出来。Ebby那双苍蝇眼睛一直偷偷儿瞄着我看。
没等他从厕所里出来，我就开门走了。
6
蒋文韬拿着包儿，早早就在家门外等着，看我把车停稳了，蹒跚着走了过来。
蒋文韬的着装平时是很难让人留意的，就好像地铁车站的售票员，你跟她天天见面，却永远回忆不起她们穿过什么颜色的衣服，穿的西裤还是工作服。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蒋文韬穿裙子的时候。上次那条带褶儿的裙子，就已经让我印象深刻了，今晚她又换了一条裙子，但凡认识她的人看见了，心里都要盘算盘算——那是蒋文韬吗？
这是一条崭新的白色纱裙，裙摆有随时往起飘的趋势，所以她一直要用手按着。为了配合这条裙子，她上身穿了一件宽松的大圆领白衫，下摆塞进裙子里，仿佛是八十年代画报上的香港明星。四月的湾区，虽说春意盎然，可大晚上的，看她穿这身衣服，我禁不住有点儿想打寒颤。
可别致的只是那套有点儿过时的衣服。除此之外，她还是蒋文韬。她的大眼镜儿，半长不短的发，还有小腿上半截子黑袜子——也许是深蓝色或者深褐色，反正是深色的，具体什么颜色，夜里看不真切。
大概是因为这身衣服，她的脚步比平时蹒跚了不少。但那只是蹒跚，决不是婀娜。因为女人婀娜的脚步，肩，腰，臀这些部位都要独立而和谐地运动，可她此时的步伐，倒好像一尊雕像被人从后面费力地推过来，身子虽在左右摇摆着，这摇摆却是从肩至臀都同着步。
我放慢打开车门的速度，所以当我走下车的时候，她恰巧走到我面前。
“有急事？”我问。
她看了我一眼，随即又把目光转移到压着裙摆的手上，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什么事？”
“咱们走走，还是在车里？”她转而问我，
“走走吧！”我回手关了车门。
我们沿着宿舍门前的小径前行。
“嗯，我有个同学，在洛杉矶的。”
我们走了十几步，她缓缓地开口。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低头看路。这条路实在是很黑，路面上有一团团的黑影，不知是灌木的影子，还是一滩水，或是一个坑。
“他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说得断断续续的，要走几步才出来一句，好像那些话都沉在肚子底下，需要借着走路的震动把它们摇晃起来，晃到嘴边儿，一不小心漏出来。
她这种说话的节奏，令我忍不住要走神儿。我默默盘算着该带桐子去哪儿找工作。S大附近就有两家中餐馆儿，但规模都不大。再远就要到Mountain View，就是今儿中午跟白立宏吃饭的那条街，中餐馆儿真是不少。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开的店都有。不过店多有什么用呢？桐子没工作许可，身体又不好，又有谁愿意雇他？就算有人愿意雇，他能挺得下来吗？病再加重了怎么办？
“我……我去不去呢？”
蒋文韬突然发问。可我根本没注意她刚才说了什么。
“哦？去哪儿呢？”我有点儿难堪地问。
她咬了咬嘴唇儿，说道：“那个在洛杉矶的同学，他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去洛杉矶找他玩儿，”她顿了顿，脚步慢下来，“你说我去不去呢？”
“你跟他熟吗？”
她点了点头，目光低垂着。
“那就去呗，要有空的话。LA挺好玩儿的。”
“可……可没那么简单，”她放开裙子，两只手绞到一起了，“他……除了叫我去玩儿，还问我……问我现在有没有朋友。”
她好不容易把这些话说完，手指却仍拼命扭在一起，仿佛右手要把左手编成蝴蝶结。
我的手指这会儿也没闲着。它们在裤兜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然后把它一点点搓成团儿，再打开，再搓成团儿。
“那……那你怎么说？”
“我……我说过两天告诉他……你说，我应该去吗？”
她把目光全放在自己的手指头上，好像她问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的手指头。
“这……我……又不了解他，你自己觉得呢？他人怎么样？”
她手指的动作暂停了几秒，然后又恢复搅动，口中喃喃道：“他么？他人挺好的。今年夏天刚刚从UCLA毕业，现在工作了。”
“既然如此，那就去呗。”我手下一用力，把那张揉得起毛儿的纸片儿给撕成两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