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着铁门踹了一脚，可没能弄出太大的响动来。老墨居然连头都没回。我正要转身，背后却突然有人用英语问：
“你在找什么人吗？”
我转过身。大概离我四五米的距离，站着一个瘦高的男人，戴着眼镜，穿着黑色皮衣。
正是被我误认为桐子的男人。只不过刚才他坐着，而且也没穿皮衣。现在他站着，个子似乎比桐子还要高些。
“是的。”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找谁呢?”他的英语里带着点儿口音，该是大中华地区的，说不好是香港还是新加坡。旧金山有不少操这种口音的中国人，跟他们讲普通话有时还不如讲英语方便。所以我用英语回答：“我朋友，一个男孩儿。”
“他长什么样儿？”
“很瘦很高，身材有点儿像你，不过比你年轻。眼睛很大，脸色有点儿苍白……”我努力思考着，尽量把所有桐子的特征都说出来。
“他是不是一直咳嗽？”他打断我。我忙点头：“他在哪儿？”我心里像有只猫爪子在抓。
“他跟一个男人走了。”
“跟谁走了？”我好像吞了个正要爆炸的麻雷子，药捻子的烟正从七窍里往外冒。
“我不认识，一个……白人，一个胖子。”
我猜这会儿我的眼神一定能吓死人。我尽量用温柔的口气问：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大概十一点吧。”他回答。
我像个泄气的皮球，恨不得立刻就躺地上。
我在这儿折腾了大半夜，他却在我到这儿两个小时之前就走了，还跟个白人胖子。
我改主意了，我不想往地上躺了。我想摔东西，想骂人，想哭。
可那高个子家伙还木呆呆地站在我面前。我不能摔他，也不能骂他，更不能抱着他哭。
我说了声“Thanks”，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前走。
可我不大清楚该往哪儿去。
“Excuse me...（对不起）”他却在我背后喊。
我停住脚步，转身看他。
他结结巴巴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干吗？”
“我……我想问你能不能把电话留给我。”
他一低头，眼镜片在路灯下一闪。
我看了他一眼，长得并不难看。
我差点儿笑出声儿。紧接着心里一阵凉。我摇摇头说：“不用了。那东西你用不着。”
说罢我转身继续走我的路。脚步更快。有几次我想回头看看他是不是还站在那儿。可我忍住了没回。不过是个凌晨在街上游荡的可怜虫罢了。
不是和我一样吗？我不正在街上游荡呢？我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
旧金山的夜晚真的很冷。我忍不住要打哆嗦。街道上的雾气更重了，空气中似乎漂浮着许许多多的小水珠，使十几米以外的路灯看上去好像蒙着纱巾一般。走在这水雾之中，我觉得自己好像一条在深海游泳的鱼，半聋不瞎的，四周一片漆黑，说不定前面就是鲨鱼张开的大嘴，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游进去也就游进去了。
反正这黑暗中的牺牲品不只我一条。
桐子是不是已经游进去了？他有没有留意那昏暗的路灯呢？有没有留意井盖儿上冒出的白气呢？还有马路中间儿有轨电车的轨道，好像两条缓缓前行的蛇，身上泛着油光儿，永远并肩往前爬，却永远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
有点儿像，像我和桐子。
2
我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我看了一眼表，凌晨三点。我钻进卧室，一头躺倒在床上。枕头上还留着一种简单而熟悉的气味儿。
虽然简单，可我却不知如何形容。如果非要形容，我只能叫它“桐子的气味儿。”
也许世界上还有别人拥有同样的气味儿，不过我没遇上。我只遇上桐子。
我使劲儿闻了闻枕头。猛地坐起身，打开窗，冷空气一下子灌满我的脑袋。
我再躺下，睁眼盯着房顶。房顶漆黑一片，好像电影散场后的银幕。胶片放完了，灯也熄了，可偏巧幕布忘记拉上了。
我盯着这一片裸露的银幕，脑子里呼啦呼啦地闪过无数镜头——桐子和我，还有许多其他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那些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食堂，一排一排的自行车……这些画面既熟悉又陌生，令人怀疑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从哪部电影里看到的，又或者是从什么小说上读到的。
渐渐的，脑子越来越沉。
起初还能用意识来控制脑子里的图案，但后来意识却反被这些图案所控制，越陷越深，身子好像陷进沼泽里，只有始终悬着的心脏，一直咚咚咚地跳动着，好像电影里的画外音，时刻提醒着我，有些什么在发生着。
屋门猛然一响。我那渐渐削弱的意识猛地振奋起来，大脑和四肢仿佛失而复得的领土。黑夜依然了无边际。我好像是正在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大气也不敢出一下，身子更是一动也不敢动，屏住呼吸听着门口的动静儿——开门，关门，一连串轻得不能再轻的细碎声音，随即一切都消失了。客厅的灯始终暗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我却突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他会不会在黑暗中摸进卧室来呢？我屏住呼吸，像个入户行窃的小偷儿，几乎忘了身子底下这张床，其实本来就是我自己的。
没人摸进卧室来。过了许久，我甚至再没听见一点儿动静。
我几乎开始怀疑，刚才听到的动静其实并不存在，那也许只是我的幻觉，或者梦境，这两者也没多大区别。我坐起身，窗外的天空一下子亮了许多，变成一种黯淡的蓝色。
清晨快来了。
我没开灯，借着晨曦最微弱的光，我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