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又引用了《孟子》和《易传》的字句——《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易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
结合起来，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解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此处“不可”非禁止意，乃难为意也。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仅无效，而且可能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事。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不惟诗礼乐，施政亦如此。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在《集注》中阐述的观点。就现代而言，民主也是相对的，如果每项政令都要在全民理解后才施行，可以想象，行政效率将会如何低下。而且，人的智力和看问题的层次也是有高低的，一项政令不可能人人都理解，对于多数普通百姓来说，也只在乎政令后施行后对自己有益与否，而不会深入思考政令的深刻意义。所以对“中智以下”者，要先由之，即先执行。而在执行中，再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最终会达到“知之”。若是不执行而使其知，也不是真正理解，故谓“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而让卫希颜更为佩服的是，名可秀在《集注》中又断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注解曰：“诗礼乐教化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由兴学识字始。”
意思是：诗礼乐教化百姓，执政者一定要推行，如果百姓掌握了诗礼乐，那当然是好事，应该让他们发扬创新；如果百姓还没有掌握，就要去教化他们，而教化要从广兴学塾，普及识字做起。
诸如此类的注解在《论语集注》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名党诸官员在讨论修订《集注》的过程中，等于经历了一次思想洗礼，不仅对《论语》有了更深入真实的理解，而且在为政、治学上也有不少体悟——名可秀以共同撰书的行为，进一步统一了名党各官员的思想，而这些官员又会用这些思想教育影响他们的子孙，一代传一代。
这部《论语集注》不仅仅只在名党内讨论，名可秀还分别寄稿给尹焞、蔡发等相熟儒者讨论，丁起、宋藻、沈元、陈旉等人也曾与好友知交讨论意见，因此这部《集注》一经刊刻问世，就引来了士林的广泛关注，赞同、批驳的都有。而总领《集注》的首撰——只署号而不具名的“枫山居士”也再次引发了士林的揣测评议。
若是这些儒者知道“枫山居士”就是可秀的别号，会不会号啕以哭？
卫希颜唇边绽出笑意。
便听名可秀悠然的声音又道：“五六年后，宋之意在路司两任期满，就有足够资历执掌礼部了。”
卫希颜又笑起来，她自然领会可秀话中之意。
礼部现今为胡安国所掌，以他的身体状况来看，应该还能撑个五六年。而宋藻若无外任路司的经历，到时和其他有资历者竞任礼部参知政事就未必处于优势地位，不如先退一步到地方，挣了资历再回中央，便可掌礼部入参政。
那时，就是《论语集注》取代《论语注疏》成为标准注解的时候。
作者有话要说：嗯，这章涉及《论语》，有些卡文，更晚了：）
正文 352话议经界
才过九月,临安天气已冷,朝廷因吏考掀起的波潮仿佛也随着天气渐冷渐静。至少,表面上如此。
这一年的上半年，有三百多名官员因为吏考贬职罢职，也有三百多名官员因为吏考升职晋位，其中——
从县令升通判的官员，多是建炎二年的制科进士,也有考绩卓逸的建炎四年进士科进士——县令只满一任便超擢晋升通判。而官员贬黜或晋升空出来的通判之职,皆由考绩优上的建炎五年制科进士晋位；空出的县令之职，则以践作期满的建炎七年进士科进士考核补位。
这一年的下半年,三省高官变动,而政事堂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
“真是风云变幻的一年。”许多人心中感慨。
朝堂地方都安静了不少，仿佛一下少了纷争和蝇营狗苟,官员们都克己奉公、兢兢业业起来。
或许这种景况持续不了多久。但无论如何，建炎八年的这个冬季，在格外寒冷中又格外干净。
十月刚入冬就下了场雪，地面屋顶都铺了层薄雪，白色的，清冷，干净。
胡安国在府内竹园聚客，小轩厅内烧着火盆，两三扇轩窗开着，几人围炉饮酒。
谯定喝着温热的桂露春，望着窗外昨夜被雪风吹折的几杆苍竹，心中一时感怀，叹道：“冬雪摧寒竹，明年春暖，又是新竹发。”他微笑捋须，转头看向胡安国、范冲二友，“李伯纪雷霆风雨，可谓摧倒老竹，焕生新竹——子发虽受牵连外放，但从吏治清明来看，却是大有裨益；上来这些年轻官员，恰如春青之竹，清新蓬勃。”
他话中带着劝解，胡安国自是听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