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应该是起源于文贞，比如唐朝的魏征，但宋代之前，“文”字后面带的字似乎是没有等级的，如房玄龄谥号“文昭”，姚崇谥号“文献”，狄仁杰谥号“文惠”，并无明显的等级之分，还是很单纯地是按照个人的特点来定谥，其他书友正在看:。
到了宋朝，为了避仁宗赵祯的名讳，将文贞改为文正。虽然就历史渊源来讲，文贞和文正一脉相承，但是就地位而言，还是应该区别待为好。魏征谥号“文贞”应该是“清白守节曰贞”而定，这和正的意思有本质区别。
“文正”的发扬光大是从仁宗时代起。当时宋仁宗想赐谥他的老师夏竦“文正”，结果朝臣纷纷反对，司马光说道：“谥之至美，文正也！”（司马光的这个结论有可能是根据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到的谥法解得出）。
司马光说：“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
最后仁宗被迫谥夏竦为“文庄”。
从这次争论之后，文正被士大夫所重，而第一美谥的地位得到确立。
自司马光以“文正”为最美被士大夫接受后，谥文正的标准甚为严格。
比如清代，一般的谥号是由大臣先选定几个谥号然后由皇帝选择，但是只有文正这一个谥号是大臣们无权建议的，只有当皇帝觉得失去一个股肱之臣、社稷栋梁的时候由自己建议，文正的特殊性可见一般了。
再论武臣谥号，狄青很冤，是被文臣猜忌而死，仁宗要定谥“忠武”，被一帮文臣给拧了，最终定谥“武襄”。又如岳飞，谥号“武穆”，这是宋孝宗时定的谥号，到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所以，正经的来说，岳飞应该是岳忠武，不是岳武穆，“忠武”是最高谥号。
又论：单谥和双谥。
单谥“文”和双谥“文正”，究竟谁的规格比较高呢？
唐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五人：韩愈、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
宋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三人：杨亿、王安石、朱熹。
宋代谥号“文正”的，有八人：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郑居中、苏轼。（很多宋人士大夫认为：唯范仲淹、司马光、王旦应为文正，其余五人应是文贞，为避仁宗讳而为文正）
很难说“文”和“文正”哪个更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以欧阳修定谥号的过程来评断一二——
太常寺合议时说：“公（指欧阳修）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
博士李清臣阅读行状，考按谥法，说：唐韩愈、李翱、权德舆、孙狄，本朝杨亿，皆谥文。太师固宜以文谥。
但是，太常寺卿说：文则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谏诤，当加献，为文献；无已，则忠，为文忠。
众人又合议，说：文献迭犯庙谥，固不可，忠亦太师之大节。太师尝参天下政事，进言仁宗，乞早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继体，今上即皇帝位，两预定策谋，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两宫间，迄于英宗之视政。 盖太师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诅疾，好看的小说:。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 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丽“文”，宜为当。
于是，遂定谥上奏。
单从上面的过程来看，文忠并不是比文低的谥号，而是要以忠字来补充文字。
但又有说法言：当时的太常寺卿与欧阳修有矛盾，所以定谥时损了他一把，没能定成“文”。
又据说：欧阳修私德不修，有两桩丑闻，所以影响了他的定谥。
第一件事是关于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虽说是“外甥女”，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当然在宋代社会中欧阳修和她还是有严格的伦理与辈分关系。
欧阳修的妹妹嫁人不久便守了寡，欧阳修可怜她，便把她和外甥女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外甥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欧阳晟可能有性能力障碍，外甥女耐受不住，便与家仆陈谏私通，被人发现送到了开封官府。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也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他的政敌钱勰借此攻击他，欧阳修有口难辩，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